在书中，周教授或多或少地提到人口的城市化，他希望通过提高城市的人口密度以实现城市内部分工的精细化，进而催生更高水平的工业，从而良性循环。但事与愿违，事实上我国的城市化是土地的城市化先行，并由此产生了一个热门词汇“土地财政”。“土地财政”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自不待言，近来讨论颇多，虽然反对声音颇为不小，但对于我们而言，弄清楚它的历史渊源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对土地财政进行追根溯源，不得不提到改革开放初期的第一起土地拍卖，时间是1988年，地点在深圳。初衷是希望通过土地使用权的长期租用来吸引外资进场，形成产业链，而政府则从中获得财政收入，用作城市建设的启动资金。这一灵感来自香港的城市建设经验，因此也称之为香港模式。
香港模式被快速引进至内地并迅速取得成效，正是因为香港的情况与内地的需求十分贴合。内地的土地所有权归公家，这是一条不能逾越的红线，而殖民时期，香港的土地所有权归英国皇家，但政府可以通过批租使土地进入市场流转，这不仅可以活跃经济，政府还可以从中获得收益，可以说正中了我们下怀。
在评估完方法的可行性之后，按照香港土地的流转模式，内地也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按周教授书中的总结共分为三大法宝和一大利器。三大法宝分别为城市土地国有、城市审批权归政府和允许国有土地流动，而一大利器是政府具有征地权。这些内容是自明的，无需多解释，它清楚明了地告诉大家，政府才是城市化进程的主导者。
作为城市大跃进运动的主导者，政府从中也是有利可图的，一是通过土地买卖可以获得财政收入，二是城市建设的成果可以作为主政者的政绩。于是政府的积极性不可谓不高。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年来城市的规模一直扩大，周边的农村则在不断的消失，发展到高潮，城市争夺农地的事情时有发生，这引发谴责之声一片。
如果说当时内地以香港模式作为城市化的模板，既有改开迫切需要资本的客观实际，另外香港当时的繁华对我们也不无吸引力，所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这一模式的弊端也就难以发现。但今天我们再看，就不难看到他的弊端，网上讨论很多，书中也以香港的现状为例，对土地财政的弊端进行了探讨。
上世纪的香港经济腾飞，风头一时无两，但现如今，它的吸引力已经大不如前。作为我们的曾经的榜样，现在我们看它时，不仅会看到表面的光环，对于他内部存在的问题，也不得不予以思考。回头看，在香港实行土地财政，使土地增值，对英国来说，必定有利可图，而此后租期一到，即便是洪水滔天，也与英国再无干系，苦果便只能由港人承受。现在香港存在两个主要的问题，一是房价高企，贫富差距在不断增大；二是实体经济不断萎缩，拖累产业的转型成功。
不难看出，这些问题在内地同样也已经有了苗头，但内地体量更大，区域的发展程度不一，相对而言回旋的空间更大一些，比如说国内广大的农村便是香港所没有的。此外，内地的工业实力相比香港更加强大，进行产业转型的基础更加雄厚。因此，如果及早发现问题，并采取果断措施，定有规避这些风险的可能。
针对此问题，周教授或许在书中也有了自己的解决思路，即人口的城市化，我这里不做赘述。在我看来，方法论上的事情，大抵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解决问题见效快，却难免遗患。土地城市化也好，人口城市化也好，作为城市化的方法，两者齐头并进或许难以实现，而谁为先都会有它的问题。土地城市化先行导致的问题必然是土地的过剩，表现形式及时房地产积存过大，对此我们深有体会；而人口城市化先行导致的问题则是人口的过剩，城市的无业游民难免增多，印度大约属于此类。
以上两法，各有利弊，谁先谁后便由国情决定。这让我不由感叹：世间安得两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世间万事皆如此，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并不存在，于是任何过激决策之前，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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