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臣著的《我们都是爱过的：萧红传》序言里，记载了萧红说过的这样一句话：“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的确，在萧红的身上，岁月荒凉如故，命运亦不宽宏，所走的每一步路，都是荆棘密布，彷佛她生来就带着苦难。
且不说童年被“重男轻女”的阴影笼罩，就是成人后的爱情之路，也是历经了伤、离、痛与绝望。汪恩甲置她与肚子里的孩子于不顾，不辞而别。萧军纵使给了她炽热的爱情，但他的数次背叛，也折损了萧红的心。倒是相见恨晚的端木蕻良，给了萧红乱世的安稳，虽是短暂的，却也安心。
萧红与端木蕻良相识于《七月》杂志的创刊会议上。当时，萧红、萧军、端木蕻良都受邀于时任主编的左翼作家胡风。席上，萧红和端木蕻良聊得十分投机，他们聊萧红的《生死场》，聊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萧红甚至还开玩笑指责胡风为什么不早点介绍两人认识。
其实，两人真是早就认识了，只不过是端木蕻良先认识了萧红。1935年12月，成名作《生死场》首版后，获得了极大反响，萧红因此在上海文坛声名鹊起。同为一个圈子的端木蕻良，也拜读了这位作家的作品，还期盼着又朝一日能够当面会会。
正巧在1936年一次聚会上，端木蕻良见到了萧红的真容，他发现萧红的眼睛很大，虽然个子不高，但穿上旗袍和高跟鞋，身材倒也显得修长，还颇具苏州女子的风韵。但他只是远远地看着，并没有上前去打招呼，或许他也觉得一定会有缘再见吧！
随着上海战事越发紧迫，他们这些文艺工作者的生存安危也受到了威胁，就连刚创刊的《七月》只出了三期就被迫停刊。作家们开始纷纷撤离上海，萧红、萧军、端木蕻良这三位好朋友也分道扬镳。萧军带着萧红去了武汉，而端木蕻良则前往浙江蒿坝找三哥曹京襄。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端木蕻良并非日本人，他是一个满族人，原名曹汗文，1912年9月25日出生于辽宁昌图。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同年加入“左联”后，开始了文学创作，并发表了处女作《母亲》，他是东北流亡作家群的代表人物。
来到武汉后，萧红开始了《呼兰河传》的创作。胡风打算在武汉复刊《七月》，萧军受托写信给端木蕻良邀请他来武汉帮忙。10月下旬，端木蕻良不顾哥哥的阻拦，启程来到了武汉。在这里，他们三人同住，因为那时，萧红和端木蕻良只是纯粹的朋友关系。但端木蕻良还是感觉到了萧红和萧军之间出现了裂痕。
后来，由于时局问题，萧红和萧军搬离了小院子，只留下了端木蕻良。萧红时常关心这位朋友，萧军心生醋意，他和端木的关系因此变得紧张。南京大屠杀爆发后，萧红一行人又开始转移。一路颠簸来到了山西临汾，萧红也见到了自己的偶像丁玲。
战火纷飞的乱世，哪里都不太平。不久，太原失守，1938年3月1日，萧红、端木蕻良等人随丁玲一道，准备开始延安之旅，但萧军却要坚持留下参军。最后，在丁玲的劝说下，萧军虽放弃了参军的想法，但仍旧未和大家一起离开。刚到潼关，丁玲就接到上级指示，她便带着萧红等人去了西安。
在西安，萧红与塞克、端木蕻良等人共同创作了话剧《突击》。后来，在西安公演，十分轰动，萧红也因此受到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接见。
萧军不在萧红身边后，端木对萧红关怀备至，两人也日久生情，但她心里始终还是放不下萧军，尤其是她发现自己怀了萧军的孩子以后，心里更是矛盾。
只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分开后一个月，萧军在甘肃兰州就结识了王德芬，两个月后，便在报纸上刊登了订婚启事，正式结婚。他们两人分分合合，最终还是分开了，没有任何废话与纠缠。
端木蕻良和萧红由友人升级为恋人，并且准备结婚。哥哥曹京襄自然是反对的，因为萧红不仅比弟弟年龄大，而且还怀着其他男人的孩子，实在是有辱门风。但端木心意已决，他发誓一定名正言顺地迎娶萧红过门，并且给她一个像样的婚礼。
端木蕻良果真说到做到了。一周后，他顶着巨大的压力，和萧红在武汉汉口的大同酒店举行了婚礼，萧红终于做了一次幸福的新娘。婚礼当天，十分热闹，萧红把鲁迅送给她的相思红豆送给了端木，作为定情物。主婚人胡风起哄要一对新人讲述恋爱经过，萧红则微微一笑说：
“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式的恋爱史，是我在决定与三郎永远分开的时候发现了他。我对他没什么过高的希求，只是想过正常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我深深感到，像我眼前这种情况的人，还要什么名分，可端木却做了牺牲，就这一点我就感到十分满足了。”
萧红是把以前没有得到的，都寄托在了端木身上。端木也竭尽所能，给萧红想要的一切。可惜婚后没多久，徐州失陷，武汉告急，战火蔓延而来，他们决定去重庆避难。萧红托“左联”的朋友罗烽帮忙买船票，逃难年代，罗烽想尽办法才买到两张船票，可他们是三个人啦。萧红于是决定，让丈夫先去重庆，找到落脚处安顿好后，她随后前往。
这一走，端木蕻良就背上了“抛妻逃亡”的骂名。好在，妻子萧红是理解的。端木蕻良则在教务长孙寒冰的帮助下，在战时迁往重庆的复旦大学的新闻系，谋得兼职教授一职，而且月薪也够养家。9月中旬，萧红和端木在渝重逢。
11月，萧红进入临产期。当时罗烽、白朗夫妇抵达江津后，就写信给端木蕻良，说是如果忙不过来，就可以找他们帮忙，而且白朗有生产经验。端木蕻良真得很忙，他不仅在大学任教，还在与作家靳以创编《文摘战时旬刊》，回家还要照顾大着肚子的妻子。
于是，萧红听从安排，来到江津罗烽家待产。不久后，萧红在当地一家小医院产下一名健康的男婴，可惜没几日，男婴离奇夭折，萧红却也冷漠，或许打心底，她就不喜欢这个孩子。
产后，萧红回到重庆，继续写作。1935年5月，日军开始轰炸重庆，端木蕻良又只得带着萧红漂泊到北碚。1940年1月17日，萧红和丈夫从重庆起飞，来到了香港九龙。两人以“文协”会员身份加入了香港分会，端木蕻良被推举为理事。
来到香港后，萧红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因为早在北碚，她就患上了肺结核。但她还是拖着恙体，完成了《呼兰河传》。香港的湿热并不适合萧红生活，面容日渐憔悴，每次端木把药递过来，萧红都是拒绝，因为她一直拒绝承认自己是个病人。
直到住进玛丽医院，萧红才知道，自己已病入膏肓。7月，萧红病情反复发作，已经开始失眠。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开始轰炸香港，硝烟弥漫中，萧红与端木蕻良走散。1942年，1月12日，萧红在养和医院被误诊为“气管结瘤”，并进行手术，结果手术失败。1月18日，端木蕻良冒着生命危险，从一名日本记者中求得一辆车，将萧红送到玛丽医院。当日下午，她便窒息昏迷。午夜，她让骆宾基拿来纸币，写下这样的话：
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
留得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
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1月22日，玛丽医院被日军接管，缺医少药，病人被赶出，萧红被送至一家法国医院，随即又被送至法国医生在“圣士提反女校”设立的临时救护站。
六时许，萧红陷入深度昏迷，四小时后，萧红逝世，终年31岁。丈夫端木蕻良亲自为她合上双眼。端木为她整理好遗容，请了一位摄像师为她拍照，自己剪了她的一缕头发作为珍藏。1957年，他把萧红的遗发捐赠给了呼兰政府。每逢忌日，他就会作诗悼念亡妻。
1960年，直到萧红离开18年后，他才再娶了钟耀群为妻。1996年10月5日，端木蕻良在北京病逝，临终前他留下遗嘱，将骨灰分成四份安葬，其中一份则安葬在圣士提反女校旧址，当年萧红的安葬之地。他要去陪她，与她永不分离。
终其一生，端木蕻良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宠着、爱着萧红，践行一个男人对女人、一个丈夫对妻子的诺言。我想，他的这份深情，若是萧红地下有知，应该是心满意足的，世界带她虽然刻薄，但曾经也有人视她为公主，只怪自己羽翼太稀薄，过早折损，坠落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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