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春的一个周日，袁家公社党委在杨岭庄联中操场上，举办了一个通讯员培训班，坊岭联中派出我和一位姓栾的同学参加。主持人姓王，白净儒雅，才华横溢，是教育上的一支笔，正在公社党委帮工写材料。主讲人是公社报道组组长、《大众日报》通讯员，姓李，矮个子，才思敏捷，谈锋甚健。讲授的内容大都淡忘了，只记得有新闻的敏感性、时效性等，他举了个例子：“三秋”大忙之前，要多写发动群众大造农家肥的稿子。培训班之后我就萌生了一个念头：拿起笔来，向新闻单位投稿。
我敏锐的扑捉着新闻线索。这时，村里正在发生的一件“真情故事”，进入我的视野。
有位弱智的村民叫荆德常，蓬头垢面，衣食无常，孤身一人住在生产队场院屋里，一次不慎得了急性食物中毒，口吐白沫，昏迷不醒。村干部火速将他送往三十里外的县医院抢救，并派专人陪护，经过二十多天的救治，转危为安。为了让他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村里给他做了一套新衣服，把他妥善安置到了兄弟家。我认为这件事有新闻价值，体现了社会主义优越性。于是，伏案一个晚上，以真挚的情感，写了一篇通讯，盖上村里公章，寄给《大众日报》（农村版）。
很快又欣喜异常发现了新素材。本族一位奶奶，性格刚强泼辣，巾帼不让须眉，担任村妇女主任后，成立了妇女打井队，亲任队长，带领队员连续奋战三个月，在南坡打出了一口碧水荡漾的大方塘，解决了周围大片土地的浇水问题。她们的行动充分证明：妇女能顶半边天！我两次来到这位奶奶家，坐在炕头上对她进行采访，还利用晚上生产队记工分之机，找骨干队员深入挖掘。我的心灵被铁姑娘们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深深震撼了，激情注入笔端，含着眼泪写成一篇稿件，经村干部过目后盖上公章，发给了同一家报社。
那时，每个班里都订有一份《大众日报》（农村版）。稿子发出后，我急切盼望尽快见报，可以说望眼欲穿。每次来了报纸，总是第一个抢到手，先大体扫视一遍，再细细寻找，连骑缝都不放过，结果一个月下来，犹如石沉大海。
现在想想，以上两篇稿件，所选题材不能说不恰当，但一个初中生，文笔太稚嫩了，投稿方式也不一定正确，稿子能否到达编辑手上也很难说，如果能主动找师长请教一下就好了。当时自己根本没有这种意识，可见我性格的内向与单纯。
投稿受挫，我热情不减。升入高中第二学期，来了一位新校长，他一身正气，对学校工作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和改革，学校出现了生机勃勃新气象。我心有所感，怀着畅快之情，写了一篇通讯，全面反映了学校的这一变化。稿子一气呵成，自我感觉良好，想投给县广播站。当时不知哪来的勇气，手持稿子，兴冲冲闯入校长室，对校长直抒己见。校长和蔼的接过稿子，让我先坐下，倒了一杯水放到我面前，然后戴上眼镜仔细看了起来。看毕，他抬起头笑吟吟的说：“稿子写得不错！落款最好不要用你个人的名字，以学校通讯组的名义为宜。你回去改过来，我让人盖上公章，明天有人去县城办事，顺便捎过去。”
那个年代，广播喇叭像蛛网一样遍布学校、农村和各家各户，一天三时播出，是人们了解新闻的主要窗口。稿子送出不久的一天清晨，出操的队伍刚刚集合好，校园那棵高大的白杨树上的广播喇叭响起清脆而激越的声音：“下面广播袁家中学通讯组的文章——”校长闻听，兴奋异常，高声喊道：“队伍原地站好，先听广播！”早春静谧的校园，白杨树下，全体师生列队听完了文章的播出。听毕，校长慷慨激昂即兴发表了演讲，对学校工作做了简要回顾，踌躇满志谈了今后工作打算，对师生提出了更高的希望和要求，最后他特别言明这篇文章是我写的，对我予以肯定和褒扬。我只觉得心跳加速，热血沸腾，周身像风帆一样鼓荡着。
稿件播出所产生的宣传效应，引起校长对写作人才的器重。为了让我们几位爱好写作的同学得到锻炼，学校党支部研究向教育局报送工作总结事宜，校长就让我们旁听、做记录，会上确定好总结框架，由我们分工拿出初稿；学校办展览馆，让我们动手写解说词；宣传队下村演出，让我们写三句半、快板、相声、表演唱等，也没多少准备时间。做着这一切，我感到那样惬意和兴奋，似乎世界上再没有比写作更美好的事了，文思像泉水一样迸发出来，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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