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诸葛亮还在南阳草堂耕读自守时，一方面似乎心比天高，“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一方面又好似受了多大委屈似的，“好为梁父吟”。这个“卧龙岗上散淡的人”，让人觉得好不矛盾。
管仲、乐毅，功业盖世，名垂青史。以之自比，足见诸葛亮自我期许之高。
梁父吟，偏偏抒写着士人不容于时、不容于世的苍凉情怀，讲了个士因不遇明主，终而屈死的悲壮故事。
前者， 恰如“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满是笑傲江湖的的豪气；后者，却似“人生在世不称意，明天散发弄扁舟”，难掩生不逢时的落寞。
这，不是挺矛盾的吗？
的确是非常矛盾。
不过，从智能之士思得明君的角度想，这个矛盾，就是很自然的表现了。
或者说，这个看似矛盾的表现，其实，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诸葛亮积极入世、兼济天下的心态，反映了其期得明主、君臣相得、和衷共济、安邦治国的宏愿。
为何作此说？
管仲、乐毅，于己，都身负旷世之才；于世，都身逢其时，遇到了值得追随的明君，英雄有用武之地。君臣相得，天时、地利、人和，都到位了，由此得以立下旷世奇勋。
当时的孔明，比管仲、乐毅所缺少的，恰是齐桓公、燕昭王这种可以托付的明君。自比管、乐，不仅是自许、自励，更寄托了对明君再现的希望。
汉乐府诗《梁父吟》，讲述了春秋时齐景公以二桃杀三士的把戏。这因为两个桃子而杀身的三个“士”，是齐景公手下功勋卓著的战将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因为功大，三人在待人接物中似乎被看出了摆架子的苗头。齐景公极其宰相晏子，由此产生了今后可能尾大不掉的猜忌，进而设计出个以桃杀人的诡计。怎么杀？三人都曾各建奇功，但是要准确分个高低，却又是不大容易的事。齐景公偏偏拿了两个桃子赏赐给他们，让他们自己区分功劳大小，由功大者食之。结果，便是拿到桃子的，没有拿到桃子的，都觉得不能心安理得面对别人。最后，三人纷纷因为心存愧疚，相继自杀身亡。
二桃杀三士，本身是个悖论。如果计策可行，以此成功除掉三人，那么恰恰说明，这三个人是注重德行操守的，不当杀之。如果这三个人真是有异心，不讲君臣之道、士人之义，那么根本就不会钻进晏子的圈套，计策就不会成功。除非齐景公、晏子君臣刻意要自断手足，残害忠良，否则，这个诡计，怎么说都是失败的、错误的、荒唐的。
故事中的三士，并非无才，亦并非无功。可惜遇到了不良的君上、不良的权臣，结局竟然是无故遭忌，无辜遇害。这岂止是让人寒心，更是让人悲愤难抑。
《出师表》中，诸葛亮曾经自剖心曲：“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个“乱世”，让仁人志士有志不得伸，有才智却不能闻达。比之“二桃杀三士”的社会背景，本质是一样。所以，诸葛亮喜欢吟诵《梁父吟》，既是对齐景公戕害人才行径的批判，也是对不良世道的批判。
不过，如果因此理解成报效国家、兼济天下不可为，那就错了。孔明好为梁父吟，不是怯于世事难料，不是劝导消极避世。恰恰相反，通过揭露、鞭挞无故杀士的卑劣行径，本意正在于呼唤明君，呼唤让治国人才脱颖而出的用人环境。这种批判、鞭挞，恰恰表现出孔明对明君的期盼，是何等迫切；对用武之地的期盼，是何等迫切。
诸葛亮后来的人生际遇，印证了其早年的真实心迹。成都武侯祠有联云：“两表酬三顾，一对足千秋。”自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遇到了君臣相得的明主，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报之。甚至，在后刘备时代，仍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其最直接的因素，显然在于士为知己者死那份忠诚。
综上看来，自比管仲、乐毅，好为梁父吟，都表现着孔明在出山治国安邦、建功立业方面，苦苦等待的一种心理、跃跃欲试的一种姿态。看似矛盾的表现，其思想立场，实质上，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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