苕木匠读《周易》(17):托古改制

苕木匠读《周易》(17):托古改制
五、托古改制

《周易》虽然被孔子作为教材保留了下来，但这却是一本奇怪的教材，因为孔子办学期间并没有教过。或者说这本书发给（如果有书发的话）学生后是新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三十多岁的孔子自己并没有将这本书看懂。而且，这时的孔校长忙得很。他要抓紧时间办速成班，组织力量斗季平子。斗争失败后，则走上了一条漫长的流亡之路。

士为知己者死。孔子一生都在为知己者鲁君昭公、孟僖子及其继承人卖力。都在为恢复周初的政治秩序而忙碌。但他是很不得志的，除了五十二岁那年在鲁国受到短时间的重用外，他一生都在流亡中度过。都在周游列国，到处推销他的那些没人要，或没有人敢要的理念。直到近七十岁时，他才开始安静下来，承认自己的理想破碎。但这个就要走到生命尽头的智者依然不甘心。他要作最后的一搏。他要将自己的政治理念用文字记录下来，供后人参考。他希望自己的理想能由他的学生们完成。于是，孔先生开始违背自己办学之初所自称的只解释而不创作的教学原则，开始写作了。结果是诞生了两本新书：《春秋》和《孔氏易传》。

《春秋》本是鲁国的史书。当时的各国均有类似的史书，只是名称不一而已，如晋国史书称之为《乘》，楚国称之为《梼杌》等。这些史书由各国史官负责写作，忠实地记录本国君王的言行和有关的国家大事。为了记录的真实性，往往是两个史官寸步不离君王，“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史记·晋世家》中有一则故事说：

成王年幼的时候，和叔虞开玩笑，把桐树叶削成珏的形状送给叔虞说：“用这个封你”。史官在旁记下此事，同时请成王确定吉日封叔虞。成王说：“我是跟他开玩笑的，演戏呢。”史官说：“天子没有开玩笑的话。话一出口史官就记载它，礼仪就完成它，乐章就歌唱它。”于是，成王只得把叔虞封在唐地，这就是晋国的祖先。哈哈，“请姥姥喝酒”得来的天大便宜，比别针换别墅更过瘾哈。

《史记·襄公二十五年》还有一则故事说：齐国大夫崔武子杀害了与自己的妻子棠姜私通的国君齐庄公，齐国太史就据实记下了这件事，写道：“崔杼弑其君”。崔杼一看就恼火，把这个太史拉出去就砍了头。古代的史官一般是世袭，兄死弟袭，他的弟弟接着这样写，崔武子又将他杀了。太史还有一个弟弟依然如此写，崔武子见他们宁死不屈，不畏权势，也只得作罢。再杀下去，齐国可就没有太史了啊。

从这两段故事可知，史官记《春秋》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写的。而孔子从没有做过史官，既没有条件，也没有责任，更没有权利写《春秋》。但他为什么要写《春秋》，又是如何写的呢？孟子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

“现在的世界乱了套，都不按规矩出牌了。歪门邪道盛行。既有大臣把国君杀死的事发生，又有儿子杀害父亲的事。孔子害怕这种行为继续发展下去，所以就写了《春秋》这本书。”

或者说，孔子写《春秋》只不过是以鲁国原有的史书为底本进行改编。原书是鲁国的史书，记实的写法，尊重事实，事件怎么发生就怎么写。但在孔子看来，这些已经发生的事不符合周王室礼仪，孔子要将其改成依周王室礼仪应该成为的样子。譬如：楚国国君的实际地位是周王之下的“侯”，但他自称为“王”，孔子则将这个国君在书中的称呼一律改为贬称“子”。“子”是古代“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中地位较低者的称呼。又如：晋国国君晋文公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在践土大会诸侯时，曾召周天子赴会。而孔子认为臣召君有违礼仪，故将这一事件改为“天王狩于河阳”，说天子的这次行动是自己的巡视。

孔子的写《春秋》就是这样按着自己的美好意愿来改编历史的。孔子自己对这种改编也是内心不安，所以他说出了“我在《春秋》中偷偷地把一些事实给改了”及“今后懂得我志向的人将是因为《春秋》这本书，而怪罪我的人也将是因为《春秋》这本书。”呵呵，一个诚实、可爱的理想主义者。

《周易》是他在改编《春秋》的同时，选择的又一本他以为可以寄托其政治理念的载体。为了将这张王牌打好，他老人家还真是下了不小功夫呢。晚年的他日夜都带着这本书。因为翻书翻得太勤，将穿书的牛皮绳子也翻断了多次。但可惜的是他依然似懂非懂。

“唉，这破书怎么这么难读啊。如果再给我几年时间，从五十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易》就好了，那样的话，对《易》的讲解就不会有大的问题了。”他有一天这么叹息道。他虽然没有读懂《周易》，但也是有自己的理解的。有一天他的学生子赣问他：“老师，你也相信《周易》是本占筮的书吗？”

他回答道：“当然，我的功夫也还行呢，有百分之七十的准确率。就是现在占筮技术最好的那个叫周梁山的小子不是也不过如此吗？”

他又说：“我从不为别人占筮，不搞这一套。我学《周易》是从中学习有关道德的理论。占筮这类观察事物细微变化的技术是为了把它的道理弄明白。明白了道理是为了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观察到了事物的细微变化却依然不明白道理，就成了巫人。明白道理却没有去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就成了史官。我自己是直接从中读出道德的，我与史家、巫人用的虽然是《周易》这同一种东西，但各自达到的境界是不一样的。”

在孔子看来，他就是那个比巫人和史官站得更高的人。那么，孔子站得有多高呢？他又是如何从道德的角度解读《周易》的呢？他从中读出了哪些道德呢？这些问题的答案大都记录在他及其学生们编的五本书中。这五本书就是《彖》、《象》、《系辞》、《说卦》和《文言》。

我们这里不去一一分析这五本书的内容了。我在此想说的只有一点：他及其学生们合编的这五本书的内容可能都是很高尚的，但与《周易》的本义却是相去甚远的。譬如《彖》和《象》两本书对六爻卦画及卦变原理的理解就完成是错误的。诸如“动乎险中”、“柔上而刚下”、“天与水违行，讼”、“地中有水，师”等等，都是不对的。《周易》的六爻卦画根本就不是由两个三爻卦画组合而成。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在后面解读《周易》卦画时我们会详细解释，这里不讨论。

好了，这一节就讲到这里。请记住以下几点：

一、孔子是戴着道德牌的有色眼镜在读《周易》这本书。也正是因为他的主观意愿太强烈，所以他虽然十分努力，下了不少功夫，却依然没能把这本书读懂；

二、他认为《周易》这本书从根本上讲是一本占卜的书，而且也是行之有效的；

三、他晚年时与学生一起编写了《彖》、《象》、《系辞》、《说卦》、《文言》这五本书。但编写的目的不是为了解释《周易》，而是为了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说好听一点就是“托古改制”，就是“站在人文文化的立场对《易经》所反映的巫术文化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其中的观念可能很好，愿望也很善良，但肯定不对，与《周易》这本书中的内容没有多大的关系。抛开政治的因素不谈，仅就我们解读《周易》这么个学术问题而言，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