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要不要参加征文比赛，这真是个问题。但基本上我还是不会参加，我已经过了用比赛来证明自己的年龄了。但我今天看马湖之边的文章，里面有很多描述，例如“金灿灿的大南瓜”，我在很多年前的一篇文章里就用过同样的描述。这勾起了我记忆深处最温暖也最心疼的一段记忆，我想，是时候把这记忆翻出来，在阳光底下晒一晒了。写于2011年11月11日，眨眼已快十年了。
2010年11月11日凌晨，母亲突发脑中风，当时语言功能和右肢运动功能完全丧失。我匆忙从北京赶回涟源，慢慢地了解到妈妈的病情：由于心脏长期房颤形成的栓子脱落，栓子随血液循环到达脑部血管以后形成了脑梗塞合并脑出血。
我还渐渐了解到，由于小学修操场，将妈妈以前的土地推平了，但妈妈不愿意放弃种菜，妈妈在山里选了一口废弃的池塘，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从山坡上担土将池塘填平，用妈妈自己的话来说，“开了一块土”。在完成这个巨大的土石方工程以后，妈妈病倒了。
1993年我们家在城里盖了房子，从农村搬到了城市的边缘。以前在老家，每个人家里都自己种蔬菜。搬家以后，我看到有人挑着蔬菜在大街上叫卖，对城里人买蔬菜觉得很新鲜。但这对于妈妈那一辈人来说就不那么简单了，劳动机会的丧失以及购买蔬菜的花费冲击了以往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在一直习惯男主外女主内的妈妈眼里，不能种菜简直让她感觉失去了在家庭中的位置。
离开土地的人们首先在自家的平顶上用花瓶养起了仙人掌、芦荟和花。但这种没有产出的优雅显然不能给人一种收获的满足。妈妈和别人的妈妈纷纷用编织袋挑土到自家的平顶上，开始了宏伟的种菜事业。
就像摸着石头过河一样，妈妈先在楼顶种起了葱和蒜，美其名曰煮面的时候直接到楼上摘点葱蒜方便。眼见葱蒜长的喜人，妈妈所幸在楼顶种起了丝瓜、萝卜和青菜。站在我家的屋顶极目四望，小区的大部分屋顶都是绿色的，妈妈只是这种菜大军的一员，但妈妈比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要走得更远。
盖小区时征用的都是周边农民的地。那些年正好是种田几乎赔本的年代，当地人对于征地获得的不少补偿十分欣喜。种地没有钱赚，征地才有希望，钱改变了当地人尤其是年轻人对于土地的看法，对金钱的急切追求使不少土地都被撂荒了。正好当地有一户本家不种地了，妈妈就把地要了过来。从此，妈妈的菜地从楼上回归地里，十多年里在田野中打造自己的舞台。
那是一块撂荒的狭长的地，面积很小。妈妈先是将地里的草铲除，将草根附着的土敲碎，将晒干的草和家里担去的煤渣一起烧成草木灰。在菜地里，妈妈一锄又一锄地将土地挖开，接着用锄头把将翻起的土敲碎，然后从塘里挑来水一勺一勺地泼水，动作十分娴熟，表情不容侵犯。
经过一年的精耕细作，菜地变肥了。之后那位本家的其它菜地陆续交到了妈妈手上，她终于有足够的腾挪空间来安置她的辣椒、茄子和青菜了。在她的菜地越来越多的时候，种菜早已脱离修身养性的范围，成了我们家的一种生活来源。
由于爸爸一直自诩为生意人，土地在他眼里也充满了轻贱，他不愿意去地里帮忙。十多年里，几乎每天天一亮妈妈就出门种菜，她在地里浇了水、施了肥并摘了菜回来以后，接着给一家人做早餐。后来我一直在想，即使爸爸愿意，妈妈也不会让爸爸下地。在一直吹嘘凭一己之力盖了房子的爸爸面前，种菜是她为这个家庭尽心尽力的事业，也是她固执地想证明自己的选择。
妈妈种菜曾经给不懂事的我的自尊出了一道小小的难题。我觉得我们刚当上城里人，我们却要接当地农民的班当了农民，简直“有失身份”。但妈妈不管这些，她所关心的种菜能省很多钱、自己种的菜不会打那么多的农药。直到有一次，妈妈从地里摘了两大袋辣椒回来，一共有五十多斤，一股脑卖给了对面冰棒厂的老板，卖了二十多块钱。辣椒堆积的景象，妈妈略带得意的表情，很多年来我一直不能忘记这种震撼。通过这种震撼我似乎能领悟到一代代农民对土地的感情。这是我第一将土壤和收获联系在了一起。“收获”正是妈妈这么多年来在土地里孜孜以求的。
妈妈种地以后餐桌上的时令蔬菜就非常丰富了。妈妈的菜地不仅养育了我，更造就了我。假期妈妈早上会叫上我，每人挑一担箢箕去地里。那时我还很小，站在一旁，我第一次知道人们是怎么侍弄土地的：播种以后应该每天浇水，有的甚至还要用茅草盖起来；萝卜发芽以后，该把苗移种到一个个的小坑里；菜豆苗长高了，该给它插扦子了……在热烈的劳动气氛中，我情不自禁地参与了进来，我会用勺子从沟里舀水浇菜，有时会从塘里挑水。在我那样大年纪的人里，很少有人会像我一样愿意去做这些事情，那是因为我受到妈妈的感染。
但我也是有“底线”的，比如挑水可以，挑粪绝对不行。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从此我理解、体谅和尊敬了妈妈的劳动。我一直认为这些事妈妈精心安排的，她希望用这种方式让我去懂得“艰难辛苦”，懂得我们这个家来之不易的一餐一饭。这是一种很成功的教育方式。在言传身教中，在潜移默化里，我成了妈妈一生中最听话也最茁壮的一棵菜。
南方的四季是鲜明的。春天是如丝的细雨，夏天是正午高高的太阳，秋天是茅草摇摆间的风，冬天是清晨花白的霜。在我眼中，春天是小锄头，夏天是泥水中前行的雨靴，秋天是妈妈的黄胶鞋，冬天是寒风中的纱手套。那么以作物来看四季呢，春天是风中摇曳的菜豆，夏天是水嫩嫩的的冬瓜，秋天是藏在绿叶深处的火红的南瓜，冬天是冒出地面的白亮亮的大萝卜。妈妈就是这样一年一年地将身心扑在菜地上。在土地的孕育中，在汗水的浇灌下，作物随着四季鲜明而欢乐地流转。
在我上学的日子里，家里的经济是拮据的。面对着家里巨大的经济支出，妈妈是焦虑的。经济的困局无法破解，心中的焦虑无法排除，在这种巨大的精神压力下，但妈妈的选择是埋头种更多的菜。
她将菜地旁边水塘的斜坡挖平，在靠近水源的地方新开辟了一片地。随着蔬菜价格的高企，土地上的收获逐渐不容小觑，至少我们家不用花一分钱买菜，卖菜的经过我们家门口时叫卖声往往偃旗息鼓。
妈妈有时会跟爸爸说你看看今天吃了多少菜，老说我没赚钱，这些不是钱吗？那是为生计发愁的妈妈的自我安慰，但那时为了生计更发愁的父亲往往一声不吭。我常想，彼时爸爸要是能给一种肯定的回答，那对妈妈会是多大的安慰啊。
上大学以后，一年中大部分时间我都呆在学校里，远离了家里的餐桌，也远离了妈妈的菜地。北方的蔬菜和南方的蔬菜有很大不同，一年到头食堂不过就是在土豆、圆白菜、豆芽以及青菜间死循环。每当在食堂里索然寡味的时候，就会想念家里的萝卜菜和煎冬瓜。
去年我在写给家里的信中说：“这么多年来，我们要感谢妈妈为我们这个家的伟大的付出。妈妈种的菜不仅从经济上为家里节省了很大的开支，而且吃妈妈种的放心蔬菜长大的我们也有了比别人更聪明的头脑。”
我知道看了信以后妈妈是很高兴的，她获得了肯定，尽管这种肯定不过就是一句话，甚至都不是那棵她种的最用心的菜用回报来表示的肯定。不到半年后，妈妈就病倒了。
在妈妈病危的日子里，我一刻不停地盯着心电监护仪，生怕那些波动中的曲线突然戛然而止。但我又深信一个能将水塘填平的人一定有足够的生命力挺过这艰难的时刻。我一直不愿意将妈妈的病因归因于填平水塘对体力的透支，更不愿意将妈妈的病归因于种地。在一个十多年起早贪黑侍弄土地的人眼里，菜地不仅是生活的一部分，更是生活的一种信仰。
今年夏天，我在家里度过学生时代的最后一个暑假。有一天我对爸爸说，爸，你带我去看一下妈妈在山里开的那块地吧。爸爸懂我的心思，爸爸带着我穿过学校的大门，我看到停滞十多年的学校操场终于又开工了，妈妈的菜地和机器的轰鸣都已经消失了，剩下的只是视野的空旷和内心的颤抖。沿着山路继续往上走，路过一个熟识的大婶家门口时，大婶跟我说，你是去看你妈妈开的那块地吧，是应该去看看，看了你就会伤心了，担了几个月的土啊……
妈妈的菜地在半山腰上。我很惊讶没有地可种的妈妈宁愿跑这么远也要种地，因为随着家庭条件的改善经济上的必要性早已不存在了。但我了解妈妈，经济上的必要性不存在了，但精神上的必要性还在。尤其是看到那块地以后，我能体会到妈妈对土地的至死不渝的眷恋。
那块地以前是一口池塘，妈妈从远处担土将池塘填平，只在池塘的四围留下一圈水沟。我不知道填平那样的池塘需要担多少担土，但我能理解聪明的妈妈在忍着病痛担土时对于未来的盘算：土地的四周都是水沟，只要一伸勺子就可以给菜浇水，即使以后老了挑不动水了依旧可以种菜。
我的聪明的妈妈啊！我的勤劳的妈妈啊！
如今妈妈生病已经整整一年，在这一年里妈妈的病情偶有起伏，但总体大有好转，能够独立行走，但恢复种地可能已经不现实了。在病情最危重的时候，土地赋予她的生命力战胜了中国最危险的心脑血管疾病，她是幸存者也是胜利者。在这一年里，她每天坚持康复锻炼，夏天光着脚走好几里路。这么多年来，坚持是她的生活方式，就像她在家庭的困境中坚持对我们的希望，在病中决不放弃康复的信念。
如今，爸爸已经接手妈妈在山里开辟的那块地。尽管我已经有能力供养他们，但我知道这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放眼今日中国，很多人视土地如仇寇，大肆破坏土地建高尔夫球场、开发房地产，但他们始终坚持一个古老的信念：食物是从地里长出来的。我们家曾经短暂地离开土地，但土地先是通过妈妈，现在通过爸爸跟我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填写简历的时候，对于父母的职业，我总是填上两个字——农民。
不管妈妈曾经怎样试图让我见证和参与她劳作的过程，我知道父母侍弄土地的本领在我手上肯定会失传。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知道是土地在养活我们，重要的是土地总会勾起我对妈妈最深沉的爱。
妈妈的菜地是一个家庭的秘史，也是妈妈这十年来最真实写照。
2011年11月11日
写于母亲生病一周年，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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