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中午,我带着妻子和儿子,从广州乘飞机前往北京过大年。
常言道,生处好寻钱,熟处好过年。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人地生疏的地方可以不用顾忌太多的情面,所以赚钱会容易些,而在熟悉的环境中,亲戚朋友较多,可以得到帮助,渡过年关。这很显然,后半句所强调的是穷人过年是个难关。我由此想起了歌剧《白毛女》中的故事:除夕之夜,喜儿焦急地盼望出外躲债的父亲杨白劳快些回家,为的只希望父女俩能“欢欢喜喜过个年”。杨白劳回来后,从怀里掏出“二斤白面、一根红头绳、一张门神贴”,这三样东西便是他们家仅有的“年货”,真是穷得叮当响。台湾作家林清玄小时候的家里也很穷,他在《卡其布制服》一文中写到,他小时候,几乎是没有机会穿新衣的,所有的衣服鞋子都是捡哥哥留下的,唯一的例外是过年,只有过年时才可以买新衣服。在他十岁那年的春节前,当他听到母亲说因年景不好,收成抵不上开支,不能给自己买新衣新鞋时,还忍不住跑到院子里靠在墙砖上哭了起来。还说,那年过年他们家连杂货店里日常用品的欠债都无法结清,包括父亲在内的成年男人都跑到外面去躲债了,连年夜饭都没吃,除夕之夜,大家相对无言。对此,林清玄深有感触地写道:“过年的记忆,对一般人来说当然都是好的,可是当一个人无法过一个好年的时候,过年往往比平常带来更深的寂寞与悲愁。”
我想着想着,觉得林清玄所写的也正像是我的童年。我出生在六十年代中期的农村,那时大陆农村的生活也好不到哪里去,有些地方甚至比台湾的农村还贫穷。父母生下我们六个孩子,我排行最小。在我的记忆中,家里的大人们尽管在过年时不用跑到外面去躲债,但我们家的生活常常也是入不敷出,甚至捉襟见肘。我唯一的姐姐还因家里没钱给她治病,仅3岁多便离我们而去。就是因为家里穷,平日里我身上穿的衣服也大多是哥哥们穿旧留下的,且不少都是逢补过的,惟有在过年时才能穿上一套新的衣服。记得有一年,我吃过年夜饭,高高兴兴地穿上母亲几天前才给我买回来的新衣服,跟着便跑出去与邻家的孩子们烧鞭炮,不料一个鞭炮飞到我的裤腿上,把我右小腿的裤子炸开了一个小洞,幸好没有炸伤我的小腿。可我不得不回家换上一套旧的衣服,这个年自然过得不开心。其实,这还不算什么,童年留给我最忧伤的记忆是这样的事情。我们乡下过年都有舞狮子的习俗,即舞狮队在春节期间,挨家挨户去舞狮子,舞到谁家,谁家就要给红包。我们家遇到年景不好的时候,为省下这笔哪怕是不多的利是钱,大人们在舞狮队即将到我们家的时候便关起大门,或直接在户里躲起来,或跑到别的人家去串门,或外出玩耍,故意做出主人不在家的假象,这样一来,舞狮队走到我们家门口时便会很快走过去,不作停留。而每当这个时候,我都特别害怕过年。如此的一些童年往事,使我从小就养成了自卑敏感和多愁善感的性情。不过,也正是贫困的家庭环境,使我从小就树立改变自己命运的志向。1985年7月在地方高考落榜后,我便投笔从戎,积极进取,在部队考上军校,当上了军官,从此改写了自己的人生。在十多年的军旅生涯中,更为荣幸的是,我还被选入驻香港部队,并于1997年7月1日,直接参加了那次“震撼世界的和平进驻”。在那个伟大的神圣时刻,我“作为身临其境的军人,从此自豪一生。”
现在,我已经从部队转业多年,有着一份较为体面的工作和稳定的经济收入。回首往事,我小时候家里的贫穷并不是坏事,相反这激发我奋发努力,并最终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境况。也使我更加懂得珍惜、感恩和行善、积德,让我的人生过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尼采说得好:“轻度的贫困是该被祝福的。”
除夕的此时此刻,机舱座位背后的显示屏上正滚动播放着过年习俗的宣传片,年味越来越浓了。我们一家人将在北京过一个开心快乐的幸福之年。但正如宋朝杨万里在《竹枝歌》中所写的一样“月亮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我想,在这片蓝天之下,一定还有因生活困窘而为过年发愁的家庭,我想用这两句古诗告慰这些家庭的孩子们:“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并真切地希望他们的人生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年年难过年年过,处处无家处处家”。年是一道坎,只要迈过去了,定能使我们变得更加坚强而有力量,并创造幸福美满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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