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渝作品
“庙太多，和尚都不够用了”。——用这句话来形容新闻传播学界开会的现状，一点儿都不为过。有人统计了一下，单是今年“双11”前后几天，全国就有11个新闻传播界重要的大型会议在开。一些学者“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开会的路上”。
看看这些会议的名称吧：乡村振兴：政策话语与国家传播（农村话语研究会主办）；新时代•新奥运•新视野——体育文化的历史传承与国际传播；新问题、新挑战、新思路：外部环境复杂化形势下的对外传播国际高峰论坛；“讲好中国故事:财经信息传播与国家形象建构”；以“立德树人 入脑入心”为主题的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论坛。有意思的是，上个月，刚举办了“中外新闻传播学院院长会议暨中国传播学论坛”。
不只是岁末开会多，稍有点名头又喜露头的新闻传播学者一定会抱恨自己分身乏术：相关学术会议多如牛毛，每月两三场都算少的。有的会甚至还开到了海外。开会要有主办方，全国性学术会议往往由学术团体挑头，各大高校承办。其中，中国新闻史学会是新闻传播学领域唯一的全国一级学术团体，业务范围排第一位的就是组织召开学术会议。令人咋舌的是，中国新闻史学会现有十八个二级分会！而分会的业务排第一位自然也是开会！
身为新闻学教师，以我目力所及，在中国好像没有哪一个学科有这么多开会组织和这么多学术会议。支持者或会说：开会多，说明学者乐于交流，以求上进；另据官方数据，全国有六百多所高校开设有新闻传播学类专业，专业布点上千，在校生二十多万，老师们总要平台来提高学术水平。
反对者如我，却想问一声：有必要开这么多会？学者有这么多研究成果示人？就主办方来说，总希望有知名学者出场，而他们数量是恒定的。于是学者赶场现象出现了，甚至出现一些专业跑会学者；而对非知名学者，也不乏跑会者，其真意并非学术研讨，而是混江湖。通过开会，混个脸熟结识名家主编以利发表成果。
对“以学术为志业”（韦伯语）的学者来说，钱钟书说过的话应该言犹在耳：“学问大抵是荒江野老,屋中两三素心人议论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在社交媒体当道的今天，这或显苛求，仍不失为反求诸己的座右铭。就算要参会，也应有备而行，而就一个学者的创新力来说，一年写一两篇象样的论文已属不易，而写出来，未必需要上会，直接投稿好期刊足矣。
问题又来了：为什么主办单位热衷开会？如跑会的学者一样，主办单位和承办单位都在带着心思地刷存在感。对主办单位来说，不花钱办成了大会；对承办方来说，傍了大树，做成了事。背后的利益算计很分明：年度预算总不易花完，开会是灵活、快速花钱之道；藉由开会，联络了感情，发论文容易了，申请硕士点、博士点也有了联络通道。
于是，你会发现，学术圈成了江湖，恶果显现：劣币开始驱逐良币。——安心做学问的人，不如跑会的人。因为不混江湖，基金项目难以得手，研究成果难以出刊。现实教育一些年轻学人，“关系”比实力重要，“跑会”与冷坐来得实在。恶性循环开始：跑会的越来越多，做学问的越来越少......
从历史上，中共几代领导人都曾对“文山会海”明确表示过厌恶。1960年代，毛泽东在《官僚主义的二十种表现》一文中，就批评“指示多，报告多，表报多，会议多，来往多”；1980年，邓小平曾一次会议上说：“开会要开小会，开短会，不开无准备的会”；2011年，习近平在《求是》杂志发表《关键在于落实》。文中引用了一副对联讽刺“文山会海”：上联是“你开会我开会大家都开会”，下联是“你发文我发文大家都发文”，横批是“谁来落实”。
新闻传播学近年成了显学，研究者多，学生也多，不过学界与业界并未形成一种合力。2015年，有业者暗示新闻学界的老师们只顾在学术体制中追求自己的名利，而没有与新闻记者共同承担推动社会的重负。观点或许有些偏颇，但可能没有人料到的是，几年后，开会成为新闻传播学界的热门事务，自嗨成了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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