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经历，即当自己看某个人的专著，特别是传记的时候，很轻易会对此人产生很强的好感。即使历史上对此人已经定性，或是贪官、或是卖国者，或是其他。

但我们看传记，或在具体情境里面认识某个人的时候，这些标签都会淡化。反之，他的某些无奈、挣扎便会增强。从而让我们觉得，其实他也没那么坏。

这便涉及到两套评价标准，一是从历史、结果评价，即此人的行为造成了什么危害，以至得到什么样的评价，这便是所说的“功过有后人评说”，此功、过，是由客观历史标准形成的。二是从环境、过程评价。我们抛弃或淡化他所造成的结果，反而将眼光专注于他的成长经历、他的选择挣扎，以及他的迷茫困惑，这个时候，我们便很容易进入他的世界，理解他的选择，甚至对于他犯下的过错，亦觉得情有可原。因此会淡化他个人的错误，反而会觉得是环境、社会、经历造就了他。

在法律上有两种正义，一种是过程正义，所追求的是每个人选择机会的公平，如中国的高考，每个人都有高考的权力。一种是结果正义，所追求的是结局公平，如美国大学不断绣像入学成绩、而增强族裔因素，不断调整各族裔入学比例，以追求种族间教育间的平等。

大家着力点不同，得到的结果也完全不同。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二者并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各有道理。我们挖掘社会、成长经历等个人选择的影响，了解个体选择在大环境下的无奈与挣扎，对于警惕自己或读者颇有益处，但不必因自己的同情而去试图改变已有评价，而应该只将事实摆出来，任读者自己体会、评价。事实上，凡是基于国族、正义而作出的历史评价，无论当事人如何挣扎、如何不得已，所造成的结果是事实层面的判断，并不能轻易被动摇。假如我们基本于情感上的认同或共情，而选择为其洗白、辩护甚至美化，用另外的角度（即逃脱出历史、民族、国家）来进行评价，如《通往北京的道路》那样，为殖民者洗白美化，则大可不必。

对于历史人物，可以同情，实不必美化。更不必站在民族、国家、道德、正义的对立面，实施洗白。

我们会对历史人物真情实感，是基于对其人生某些经历的感同身受，与其人格魅力的认同。既是如此，我们自身需要承担自己的选择结果，历史人物也是。假如为其修改自己的人生准则，则非读书、学史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