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看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020）】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陈列的太平天国颁发的田凭：
“田凭”据现存太平天国田凭实物及文献记载，是天历十年 (1860年) 以后，在江苏、浙江地区以忠王李秀成等省一级负责官员的名义颁发，目的是为确定土地所有权并据此征税，是太平天国为解决赋税问题而发放的一种凭证，我们可以通俗理解为土地产权证。
设立背景
在封建社会中，粮赋是中国专制政府的主要财源。明初，江南田赋就很重，迨至明末，增收辽饷、练饷与剿饷，百姓苦不堪言。清承明制，虽在康、雍之时几次议减赋，但只是象征性的，实际田赋仍在增加。清朝自乾、嘉以来，吏治腐败，显官豪绅等大户，拥有千万亩田产，竟然可以不纳田赋或者巧为规避，以至于沉重的田赋负担，大多转嫁到小户，自耕农和贫农的身上。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割地赔款，百姓被严重剥削，民不聊生。1850年末至1851年初，由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组成的领导集团在广西金田村发动反抗清朝的武装起义，后建立“太平天国”并定都南京改名天京，从此四次科考均以失败告终的平民小子摇身一变成为了众人用拥护的“天王”。
太平天国金田起义以前，洪秀全即萌发了“太平”思想，并将其作为奋斗目标。1843年，洪秀全作《原道醒世训》，为未来的理想社会描绘了一幅蓝图：“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几何乖离浇薄之世，其不一旦变而为公平正直之世也”。篇末附七律一首，末句云：“各自相安享太平”。于是在划地为王之后便制定《天朝田亩制度》作为革命纲领。
听王陈炳文曾于芜湖茶肆跑堂，传闻其臂力过人，能单手执巨壶隔数尺倒茶不漏，能舞80斤刀。1853年太平军经过芜湖时听王加入军队，1857年为副掌帅隶李秀成部。忠王李秀成奏请天王酌减江浙赋税得到允许后，陈炳文推行颇力。
实施过程
平军在占领南京前, 曾提出 “薄赋税、 均贫富”, “将来概免租赋三年”等口号。这些口号都反映出当时中国社会生活中以土地为中心的主要矛盾和广大农民渴望减免封建剥削以至获得土地的要求。洪秀全起义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他作为农民而对于农民心理的准确拿捏。
前期，太平天国虽在其辖区内一律贯彻上述“照旧交粮纳税”政策，但在实际赋税方面还是有所突破，比如取消或大大减少田赋浮收,取消“大 户”（豪绅地主）少交或免交赋税的特权，减轻土地的实际赋税负担；此外，在天京这一特殊地区，所有土地均归天朝典农官统一经管，全部收获供首都军民食用。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的愿望和利益，所以获得了农民的拥护。
理想国的衰落
到后期，随着形势逆转和太平军队伍的复杂化，在苏、浙地区太平天国的土地政策亦相应地发生了一些变化：即让部分农民直接向太平天国交纳土地赋税，其具体方式或租、粮分交，或租、粮合交，这是一些郡 县的太平天国军政当局针对地主大量逃亡或抗交田赋而采取的一种临时性的赋税征取办法；除严令佃农照常向地主（包括逃亡地主）交租外，复向土地占有者（主要是地主）颁发田凭，作为其占有土地和收租纳赋的法律凭据。一些地方的农民反抗地主逼租，反抗租粮局或乡官苛征、浮收，大都遭到军政当局的镇压。
但太平天国后期并不是每个地区都存在上述几种现象。同时，有些农民占有了逃亡地主的土地，太平天国当局也同样发给田凭；一些受到打击的地主把土地降价卖给农民，这样就部分地改变了旧的地权关系；太平军对地主富人重征捐税，取其浮财，使其继续受到打击；一些地区农民自发地拒交上年的租粮，生活有了改善；部分太平军下级官兵违背当局的禁令，对农民的抗租斗争公开表示同情和支持等。
从太平天国土地政策的总体看，后期较前期更明显地维护旧的封建生产关系，而不是反映农民的利益和意愿，且天朝田亩、资政新篇等纲领只属纸上谈兵，从未有认真推行，亦不见有任何成效可言。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农民对后期太平天国支持的削弱。
正如“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太平天国政权衰落的根本原因是其领导者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天朝田亩制度》所规定的分配土地和“通天下皆一式”的社会经济生活方案，是要在小生产的基础上废除私有制和平均一切社会财富，以求人人平等，是农民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这种方案不可能使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相反，它将使社会生产力停滞在分散的小农经济的水平上，把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理想化、固定化。因此，它又具有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落后性。
田凭是最接近实现中国农民“耕者有其田”愿望的物证。它给处于压迫与黑暗中的万千劳动者以曙光，但同时也在加速他们理想的破灭。作为中国历史上开创了许多个第一的农民起义，我们不能否定太平天国的进步意义却也不能忽略其局限性。田凭作为太平天国土地思想的缩影之一，见证了农民理想国从希望到灭亡的全过程。如今它静静躺在博物馆的陈列柜中无声诉说那段轰轰烈烈的历史，只是不知在夜深人静之际，它是否也会回忆起曾自己真真切切见证过的农民的笑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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