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人介绍的工作到底好不好
这次的结论比较长，我们放在后边说。
研究的背景
“找工作”大概是每一个职场人不得不遇到的挑战。今天我们的主题就和找工作有关。提到求职方式，无非分成两种，formal search，简单说来就是通过招聘启事、广告，或者通过中介公司，又或者直接向企业申请的方式进行求职；另一种informal search，也就是所谓的“内推”，亲戚朋友或者熟人介绍。
有学者进一步细分了熟人介绍的种类，把通过亲戚好友介绍划分为强关系，通过点头之交的一般朋友介绍划分为弱关系。结果发现，那些求职成功的，只有不到17% 的人是通过经常联络的好友打听到求职信息，而剩下83%左右来自于不常联系的“点头之交”。
尽管学术上关于不同求职方式对雇佣结果的研究已经很多了，一般得到的结论是通过熟人介绍等方式求职能大大缩短求职时间和成本，增加受雇佣的几率，但是求职方式的使用对工资的影响却没有统一的定论。而且对这个话题的研究多是基于欧美等国的数据分析，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探讨很少。那么，研究的价值就来了，这篇文章在补充和扩展文献上有两个意义。
第一，本文的研究话题是不同的求职方式对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人口求职结果 - 工资的影响。众所周知，我国有着庞大数量的流动人口，相比城市间的流动人口，农村进城的务工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明显的劣势，他们寻找工作机会更容易依赖于朋友或者熟人等非正式求职途径。有研究发现发现超过60%的流动人口使用informal search途径找到工作。而我们的研究更是发现，使用非正式途径找工作的流动人口占比为72.8%。
第二，我们对流动人口使用informal search的求职方式并获得低工资的现象进行了系统的机制分析。
主要发现
还是先大致介绍一下我们的发现，我们发现通过熟人介绍等求职方式获工资收入，比同等条件下通过正式途径的低56.5%。假定一个进城务工的劳动者 (通过正式招聘获得工作) 每月平均收入为1461元，那么同等条件的通过熟人介绍获得工作的进城务工者得到的工资只有636元！
针对这个现象，我们提出了两种可能存在的机制解释：
一是信号机制，熟人介绍可能会给潜在的雇佣企业一种劳动者竞争能力不强、无法通过正式途径找到工作的负面信号，所以雇佣企业会开出相对比劳动力市场低的工资；
二是权衡 (或者交易) 机制，流动人口由于生计的压力，为了更快的找到工作，减少找工作的时间成本，更倾向于向熟人和朋友求助工作信息和接收较低工资。此外，我们还观察到informal search带来的低收入对低技能劳动者的影响更大，但是也更广泛为其使用。
除了以上两种机制，我们还考察了其他的可能性，比如是否流动人口更看重的是熟人推荐的工作所带来的更好的福利和待遇，又或者是否介绍的工作以及岗位和其本身的技能水平不匹配才导致了收入下降等。但我们均没有发现可以支撑这些解释的证据。
数据来源
我们的实证分析部分基于2007年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数据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China) 。RUMiC数据包含了城镇，农村以及流动人口三个模块，我们主要用了来自于流动人口模块部分的调查。该数据收集了来自上海，深圳，武汉，重庆，合肥，郑州，杭州，宁波， 东莞等15个主要移民流入城市的流动人口信息。数据信息包括基本人口特征、健康、教育、就业、社会关系网络、家庭收支、居住条件和老家信息。
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农村到城市的流动人口 (排除了占原始数据1%左右的城市间流动人口数量) 。研究对象的年龄设定在16-65周岁的适龄劳动者。之所以选择16岁是因为大多数的农村劳动力在完成9年义务教育后会选择进城务工，而国家法定退休年龄最高为65岁 (根据2018年职工退休年龄调整新规定， 从2018年开始，女性退休年龄每3年延迟1岁，男性退休年龄每6年延迟1岁，直至2045年同时达到65岁) 。此外，我们排除了自雇佣和每周劳动时间在35小时以下的非全职劳动者。
表一所陈述的是不同求职方式 (network job search对应的是通过熟人介绍，market job search对应的是通过求职网站、招聘启事等方式找工作) 的人数占比。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排除了通过政府委派或者其他无法识别的方式找到工作的情况(这两种情况所占人数不超过10%) 。最终得到的回归样本中只有26.8%的人采用formal search的方式找工作，而绝大多数的流动人口都通过熟人介绍找到了工作。
此外，我们按照移民时间，在现单位的工作时长，以及是否是第一份工作查看了不同人群的求职方式人数比，相比于年轻移民，移民超过5年的，在现单位工作时间更长的劳动者更偏爱熟人介绍。通过熟人获得的第一份工作的人口要比非第一份工作的高出6.3个百分比。
表1
由于我们文关注的重点是不同求职方式对工资的影响，应变量的选择为月收入，包括了实际工资，奖金和津贴。之所以没有选择用小时工资，一是因为我国工资是按月支付，劳动者月收入的信息填报更为准确。第二个原因是在数据收集过程，只询问了每周工作时间而没有每月工作时间的记录，无法通过月收入除以每月工作时间准确计算出小时工资。当然，我们也估算出小时工资，和月工资的模型估计进行对比，发现差异并不大。在自变量的选择上，我们只选取了性别， 是否少数民族，年龄，出生顺序，教育水平以及是否是本地农村户口。
表二给出的统计描述显示，通过熟人介绍找到工作的月工资收入为1376.19元，而通过正式申请程序找到工作的工资月收入为1461.82元。比较两种方式的个人特征不难看出，熟人介绍获得工作的劳动者年纪偏大些，教育程度也稍低些，此外，他们更多的是本地的农村流动人口。
表2
估计方法
假定用以下的结构方程表示不同的求职方式对工资影响，其中Informal_i是一个哑变量，取值为一时表示熟人推荐的求职方式，取值为零表示通过正式申请途径的求职方式。
讲到这里，相信不少同学已经想到了求职方式选择的内生性，比如更有能力的人是否社交能力越强社交网络越广，在求职时利用熟人找工作的胜率还有获得的薪酬会更高呢？一般对于内生性的处理是借助工具变量，例如包括过去一年中曾接收过帮助的人 (包括借钱，帮忙照顾孩子，咨询并给予意见) 以及新年里通过不同方式拜年的人数等。另外一种处理内生性的方法包括采用内生转换模型。我们提出在工具变量的排他性假设不满足的情况下，传统工具变量的使用不能很好的解决内生性。同时在外生工具变量难求的情况下，我们构造了一个非常巧妙的工具变量方法 (KVIV)，这种方法目前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运用到内生变量是二元反应(binary response) 变量，但是核心变量是连续性变量的情况中。简而言之，这种方法的核心是利用残差项的异方差结构构造一个内部工具变量。相对于传统的外部工具变量，这种方法构造出的工具变量透明度和可靠性更高。
研究结论
下面这个表5给出了我们的基准结论。对比OLS估计，我们所采用的KVIV估计方法显示，相对于通过招聘求职等求职方式，熟人介绍的方式让工资收入下降幅度为56.5%。对比OLS 和IV估计值，不难发现，OLS 高估了熟人介绍的求职方式对工资收入的负面影响，也就是说存在社交网络和求职方式的正选择的关系 – 社交网络越大的人越爱使用熟人介绍。
此外，我们采用估算的小时工资做应变量，并且在估计模型中加入教育、职业、行业等代表技能水平的自变量。然后发现，教育水平对收入的影响较大，但是结果并没有显示出由于社交网络的不恰当使用导致职业和技能不匹配而影响收入的情况。我们还用不同的数据（2009年的珠三角流动人口调查）测试了估计模型的可靠性，也得到了相似的估计结果。
机制分析
针对之前的发现，我们提出并验证了以下两种机制。
(1) 有限选择的负面信号假说理论
在信息不完全的劳动力市场中， 雇佣者会通过不同的求职方式对申请者的能力进行判断，比如通过内推等求职方式传达的信息是有限选择或者无法在劳动力市场通过其他申请途径找到工作，或者比较弱的议价能力等负面信号，以此对求职者开出较低的工资条件。对这样的假设，我们测试了对劳动力市场依赖程度不同的人群，其在使用informal search对工资的影响情况。我们把这些人群分弱依赖劳动者：那些刚到城市生活的农村流动人口，在职岗位不超过一年，以及目前从事的是其第一份工作的劳动者和其他对劳动力市场依赖程度强的群体。
如下表所示，收入损失在对市场弱依赖的劳动者中表现更明显。也就是说，内推带来的负面信号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确实影响了工资水平。
(2) 求职时间和有效性的权衡假说理论
工资惩罚可能也体现了通过内推方式求职的劳动者为了缩短找工作的时间成本，尽快的获得工作而做出的权衡。在以下的测试中，我们发现通过informal search的方式求职，平均确实缩短了16.5天的找工作时间。而对于初来城市的进城务工者来说，利用熟人和朋友介绍工作比其他方式更是缩短了接近20天！这对于手头拮据、初入城市的农民工来说，不得不说是一个更为有效的找工作策略。
除了以上提到的两种机制，我们还考察了，劳动者在接受低工资的同时是不是享受了其他的福利，比如社会保险的参保率，劳动合同的签订，更好的办公设施或者更宽松的工作时间等。如下表所示，我们并没有发现通过熟人介绍获得工作的劳动者们享受更好的工作待遇和就业保障，也没有发现他们的用餐质量和住宿水平和其他劳动者有所不同。
当然，我们这次的研究受众范围比较小，但是我们觉得结果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
数据趣说，用科学的数据来解读，告诉你一些社会现象背后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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