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深井效应》
作者，（加）娜丁.伯克.哈里斯
第四部分 变革
第11章
改变认知
童年不良经历是我们所有人共同面对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理解这一点，那就不会犹豫不决，而会团结一致为打破共同的困境而努力，为每个人寻找有效的解决方案。
那次晚餐似乎为哈里斯医生开启的宣传童年不良经历的好势头。美国儿科学会邀请她在关于毒性应激反应的全美会议上做主题演讲。她甚至被邀请到美国白宫，为白宫8个机构的领导做一场简短演讲。被邀的那一刻她简直不敢相信。
她不是唯一一个谈论童年不良经历的人，她听到越来越多的声音，呼吁识别和解决毒性应激反应的影响，她访问美国国家儿童健康与人类发展研究所时，所长阿兰.古特马赫博士提到他看过她的演讲并与她分享了他对“研究病源是医学的未来”这一观点的理解。童年不良经历如何影响生理系统突然成了一个热议的话题，甚至在一些从不关心此类话题的圈子里也是。
2016年夏天，当他在一场纽约时的会议上谈论人们是否需要进行童年不良经历筛查时，她确信由科学家，活动家，教育家和政策专家组成的跨领域小组将是用头脑风暴式探讨“如何实现儿童普及童年不良经历筛查”的最佳阵容。可她刚生完小儿子格雷不久，她不得不频繁吸奶，所以当主持人开始最后的讨论时，她正冲向哺乳时吸奶。
她花了快一个小时才中一个小格雷，吸好了200毫升的奶，赶回现场。当她飞快的跑到会议时的后面，一边从椅子之间挤过一边说不好意思时，她感觉到了一种奇怪的气氛，她有种不祥的预感，只可能与她有关。他是在讨论的尾声回来的，没听到内容，只注意到结束的语气是紧张的。这时，会议组织者站起来对所有人表示感谢并结束了这场会议。
天哪，我到底错过了什么？哈里斯医生想。正当她一头雾水的收拾东西，准备去参加会后晚宴时，被珍妮特.帕伊.埃斯皮诺萨拦住了。帕伊脸上带着信任的表情说：“别担心，我支持你。”虽然他们从未见过面，但她对帕伊很了解。
帕伊虽然身材矮小，且影响力很大，她在堪萨斯城长大，父亲是韩国移民。她对那些在暴风雨中幸存下来的人充满信心，因此，她比大多数人更懂得如何更好地驾驭世界。帕伊现在是美国国家克立顿基金会的主席，该基金会活跃在美国31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以支持年轻妇女和女孩争取自我权利为宗旨，帕伊之所以来找哈理斯医生，是因为她们基金会接受了一个任务，解决女孩们处境不佳的根本原因。所以他们把童年不良经历作为工作的中心之一，听说基金会将童年不良经历知识和方法应用在打破贫穷和暴力的代际传递上，取得了不错的成果。帕伊多年目睹童年逆境的现实影响，她是一个可靠的同道中人。
帕伊跳过来与哈理斯医生握手，还直接一把拥抱住她。
“我刚从哺乳室回来，还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哈里斯医生问。
“人们很沮丧！”帕伊摇着头回答说：“刚才他们在说，童年不良经历筛查也许是危险的，因为他可能会被用来给贫困家庭的孩子贴上‘大脑受损’的标签，这简直是疯了，因为提出这些担忧的人中，没有一个人做过童年不良经历筛查。”
“见鬼！”哈里斯医生很生气，“难道他们没听见我说的是发生在所有社区吗？这是关于基础生物学的。”
“确实有很多误解。”他们身后传来一个声音，哈里斯医生转过身来，认出了是南希.曼尼克斯。她是加拿大艾伯塔省一个接受童年不良经历理论的基金会的主席，身穿华丽的奶油色西服，摇晃着深棕色的波浪头。当天早些时候，哈里斯医生看到曼尼克斯站起来分享了她将脑科学和童年不良经历筛查介绍给前艾伯塔省的抉择者和从业人员的经验。很明显，她不怕惹麻烦。哈里斯医生当时就想要和他取得联系。所以当曼尼克斯走进帕伊和她时，她很激动。
曼尼克斯说：“我们在艾塔宣传童年不良经历筛查时，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最大的挫折来自那些不懂科学也不做科学的人。”
曼尼克斯和帕一只用了几分钟就帮她了解了错过的部分。事实证明，作为当天会谈总结的一部分，哈里是医生提出的普及全球性童年不良经历筛查的呼吁，一被提出来讨论，就遭到了相当激烈的批评。反对最强烈的是那些觉得她在“医疗化”童年不良经历的社区活动人士，他们花了很长时间试图解决导致不良经历的社会不公平问题，@对他们来说无法接受“生物决定论。”
这些批评之所以刺痛哈里斯医生有几个原因，但主要是因为她整个职业生涯都在与社区活动人士并肩战斗，以改善弱势儿童的健康状况，这正是促使她理解童年不良经历和毒性应激反应的原因，然而所有这些都被忽视了，她被描绘成给孩子们贴标签的坏人一一“这个旧金山来的医生告诉我们，我们的孩子大脑受损了。”哈里斯医生感到困惑和迷茫，就像她第1次看到J姐的传单是一样。
帕伊说：“我也担心孩子们被贴标签，但相信我，并不会发生那样的事”。
帕伊对大规模开展童年不良经历筛查，可能会遇到的情况，有着亲身体会。在美国国家克立顿基金会支持下的各种机构中，无论是儿童福利机构，少年司法组织，还是为年轻母亲，或曾被拐卖的幸存者服务的组织，帕伊都看到了童年不良经历筛查，是如何维护了年轻女性的权益，真正改变了她们的生活面貌，而并没有给她们贴上“大脑受损”的标签。
帕伊给他们讲了一个最近发生的故事。
当时，帕伊陪同18名来自美国不同州的女性前往华盛特区，向华盛顿的决策者们普及有关童年不良经历筛查的知识，帕伊说，当她展示这些数据时，有一个坐在她面前的女士低下头开始抽起，这是第1次有人真的被触动了，她暂停了会议，让大家中场休息，然后走到那个年轻女士面前坐了下来。
“你没事吧？”她轻轻的问。
你是摇了摇头：“哦，不，不是……我不是难过。您并没有让我难过。”
帕伊弯了弯腰，表示很困惑。
年轻女士继续说：“这是快乐的眼泪，纯粹的快乐。”
“为什么是快乐的？”帕伊问。
“因为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我会这样，为什么我的兄弟姐妹都是这样，我还明白了，我的母亲为什么那样抚养我们，我明白了，我可以为我的孩子打破这个循环，我明白了，我不是受害者，而是幸存者。”
帕伊告诉他们，从那天起这位年轻女士开始阅读所有他能读到的关于童年不良经历和毒性应激反应的资料。虽然她知道这将是一场漫长的征程，但她说：“我明白了我为什么到这种情况，我的家人曾一代又一代陷入这种处境，我需要一段时间来完全处理这些，我知道我可以做出更多更好的选择，不仅仅是为了我，还是为了阻止我的孩子们，得8分9分甚至10分。”这位年轻女士的童年不良经历问卷得了十分，她的过去是多么不幸啊。
多年来，美国国家克立顿基金会发现，童年不良经历问卷得分是女性争取自我权益最大的帮助之一。一旦女性掌握了这些信息，她们就能够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她们的生活，不再觉得自己应该受到责备，不再觉得自己是愚蠢的，也不再觉得都是自己有问题。一旦她们明白过去发生的事情会影响现在的感受，自我认知和治愈过程的变化，她们会明白，她们的身体经历了对人生中异常情况的正常反应。很多时候她们会打电话给兄弟姐妹：“就是这样，这就是我们身上发生的事情！”
加拿大家庭健康计划
曼尼克斯则分享了她在加拿大的经历。她针对有关过度“医疗化”的批评展开分析。她说，一些人之所以对“毒性应激反应是一个生理机制问题”的观点，持反对态度。是因为他们认为童年不良经历及其影响只是普通的人类学或者文化问题，而与医疗诊断无关。为什么不把学习问题留给老师，把行为问题留给心理治疗师呢？他们担心这是“神经科学的过度依赖。”
曼尼克斯在艾伯塔省的经历使她成为毒性应激反应科学和童年不良经历筛查常规化的忠实拥护者。2005年在试图了解儿童创伤在成瘾治疗中的作用时，她偶然发现了费利蒂和安达的研究成果。大约在同一时间，曼尼克斯还了解到哈佛大学儿童发展中心的相关工作，使她进一步了解了使用童年不良经历，评估毒性应激反应的科学依据。当时，曼尼克斯的工作主要是关于儿童发展，心理健康和成瘾是几个领域的。因此，当她第1次读到童年不良经历研究时，她对自己所热爱的几个领域之间的深层次联系有了一种更深的理解。
当时，曼尼克斯和她的团队观察到，大多数成瘾治疗的基础建立在临床工作应该关注患者未来的理论之上，这就意味着临床医生不想花太多时间关注患者的过去，各家的干预措施各不相同，完全基于医生的个人诊断。在这种情况下，原本应该帮助患者康复的医学系统且支离破碎。曼尼克斯回忆起一个17岁的女孩，她患有进食障碍和可卡因成瘾，并在性行为上表现异常，这些行为症状可能来自同一个问题根源，但没人重视。因此她被送进戒毒所治疗可卡因成瘾问题，又被送去一家诊所治疗进食障碍，同时由另一个医生负责治疗她的性行为问题，没有人意识到，这个女孩在童年时期经历的严重逆境可能才是根源，所以之前没有任何一种干预措施是特别有效的。曼尼克斯和她的团队改变了这一切。
他们一开始召集了一些治疗成瘾的医生，来和患者一起讨论医疗系统如何更好地为患者服务，其中一些医生能接受，而另一些医生则强烈反对，反对者坚称他们才是专家，已经为患者提供了很好的治疗，而这些患者的情况根本没有治好的。
由此，曼尼克斯以把童年不良经历科学带到艾伯塔为自己的使命。她在红鹿镇举行了名为“催化会议的首次会议，邀请了临床医生，学者，政治制定者和教育专家，她还邀请了。毒性应急反应礼遇的顶尖专家来会议上分享最新的科学，并用一个简单易懂的故事直观地向众人解释早期逆境的大脑发育的影响。这次会议启动了一项长期战略，让政策制定者，实践者与科学家一起来了解关于童年不良经历的新兴科学。
作为战略进程的一部分，卡尔加里大学的研究人员从初级保健诊所招募了超过4000名患者。研究关于童年不良经历和健康状况的问题，以费利蒂的童年不良经历研究一样，所招募患者中83%是白种人，82%受过大学教育，研究人员发现，最终结果以费利蒂和安达的研究结论仅相差几个百分点。这表明艾伯塔省受童年不良经历的影响和其他地方一样。同样，童年不良经历，高分患者表现出更高的抑郁和焦虑风险，同时哮喘，自身免疫疾病，食物过敏，心脏病慢性，阻塞性肺病，偏头痛，纤维肌痛，反流病，慢性支气管炎，胃溃疡等疾病的患病风险也更高，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入，疾病的种类还在继续增加。
人们惊讶地看到童年不良经历的深远影响，以前在大多数的社区中，童年不良经历是不被承认的，在经历了震惊之后，他们聚在一起寻找解决办法，医生开始定期在门诊和住院患者中筛查童年不良经历政策，制定者则与接受资助的机构签订关于脑科学研究的合同。曼尼克斯推动的艾伯塔，家庭健康计划，在加拿大取得了成功，该计划将有关童年不良经历和健康从“我们知道”变成了正在实践的“我们在做。”因此，当天曼尼克斯一直在反驳“过度依赖神经科学”的偏见，渴望推广科学和常规的童年不良经历筛查，希望得到更多的支持来提供更好的护理。
帕伊，曼尼克斯和哈里斯医生来自不同的起点，但最后到达了同一个终点和她们站在一起，哈里斯医生更真切地感受到了肩上的责任。
应对创伤的资源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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