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与幸福的本质【下】
但是，不自觉的极端分子往往将中庸之道视为最大的罪恶，他们“将身处中庸之道之人推来搡去:勇敢之人被懦弱者说成是鲁莽,被莽撞者指为胆小,其他情况亦是如此”;因此,在现代政治中，“自由派”被激进分子称为“保守主义者”，又被保守分子称为“激进派”。
很明显，这种中庸之道是一种特有品德，几乎在希腊哲学的所有体系中都得以体现。柏拉图将美德称作和谐的行为时，头脑中想着这点;苏格拉底将美德等同于知识时，头脑中想着这点。
七位贤人建立了这样的传统，在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内篆刻了这样一句箴言:凡事勿过度。
或许正如尼采所言,这一切都是出于希腊人希望克制自己性格中的暴力和冲动;更确切地说，这反映了希腊人这样一种观点，即激情本身不是罪恶，而是罪恶或美德的原材料，决定因素是它的使用是过量或失衡的，还是恰当和相互协调的。
不过我们实事求是的哲学家又说道，中庸之道并非实现幸福的全部秘密。我们还必须拥有一定数量的物质财富:贫穷使人吝啬或贪婪，而财富能使人免于在意和贪念，这正是贵族式闲暇的魅力源泉所在。
对实现幸福而言，最高尚的外界帮助莫过于友谊。
确实，友谊对幸福之人比对不幸福之人更重要，因为幸福感因得到分享而加倍。它比公正更重要:因为“当人与人之间是朋友关系，那么正义不再必要;然而当人与人之间关系平等.公正，友谊仍是一种恩惠”。“朋友是寄居在两个身体里的同一个灵魂。”然而友谊意味着较少而不是很多的朋友，“朋友过多之人其实没有朋友”:“要与很多人做朋友，建立完美的友谊是不可能的“。良好的友谊是需要持久的，而不是一朝一夕的激情，这要求性格的稳定，变幻无常的性格往往使友谊如万花筒一般，昙花一现后便消失不见。友谊还要求平等，因为感恩之心将使友谊建立在不稳定的基础之上。
“慈善家往往对施恩对象比这些对象对他们怀有更多的友谊之情。关于这个问题，一个令大多数人满意的解释是，一方是施恩者，一方是受恩人……受恩人希望施恩者消失不见，而施恩者往往迫切渴望保留他们的领恩人。”亚里士多德反对这一观点，他更倾向于相信，慈善家如此这般的温存更像是艺术家面对自己创作的作品，或者母亲面对自己的孩子。我们爱我们所创造的东西。
虽然外界的财富和关系对幸福产生必然的影响，幸福的本质却存留在我们的内心，取决于周全的知识体系和清晰纯净的灵魂。
当然，感觉的愉悦称不上是幸福这是一个圆圈:正如苏格拉底如此形容伊壁鸠鲁式观点，我们痒了就抓，抓了又痒;政治事业也不是幸福，因为那样的话我们就将幸福的主动权交给了群众，听凭他们的处置，而世上没有比群众更加反复无常的了。
不，幸福一定是心灵的愉悦，我们必须相信，只有当我们追求或捕获真理时感受到的才是幸福。“智慧的活动……不在乎任何除自身以外的目的，而在乎自它内部产生的一种愉悦，从而激励它继续如此行动下去;同时，自给自足、不知疲倦和悠闲自得……显然都属于这一活动的特征，因而它们之中必然蕴藏着完美的幸福。”
然而，亚里士多德的理想人物并不仅仅是个形而上学学者。
他不冒不必要的风险，因为很少有他会十分在意的东西。
然而，在巨大的危机中他愿意献出生命因为他知道，在某些条件下生存是不值当的。
他乐于助人，虽然他对别人为他提供服务感到羞耻。
表达善意展示的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而接受恩惠则象征着卑微屈从……他从不抛头露面……他爱憎分明，他敢说敢做，因为他轻视其他一切人和事……他从不疯狂崇拜，因为在他眼中没有什么是伟大的。他无法恭维他人，除非那人是他的朋友，恭维是奴隶的特点……他从不感到憎恨，对于伤痛也总是很快忘记和痊愈……他不善言谈……自己是否受到赞扬他不关心,别人是否受到谴责他也不关注。
他不说别人的坏话。哪怕这人是他的敌人，除非只关乎他们自身。
他举止稳重，声音低沉,言谈得体，他从不匆忙慌张，因为他关注的只有少数几件事情，他不容易激动，因为凡事在他看来都不甚重要。
发出刺耳的叫声和急促的脚步是因为这个人太在意……他以高贵、坦然的姿态对待人生的起伏尽其所能，随遇而安，就像一位经验丰富的将军以充分的战略指挥着自己有限的兵力一样……他是自己最好的朋友，乐于独处，而无德无能之人则是自己最大的敌人，并且害怕孤独。
这便是亚里士多德的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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