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都不同。别信“幸福感”、“幸福指数”,那多半是不幸福的人被逼炮制的,或者就是脑子被雾霾熏坏的。你幸福就行,我不和你争论,就像狐狸不和葡萄争论一样。
马克思曾在和孩子的游戏“自白”里交待“您对幸福的理解:斗争”;“您喜欢做的事:啃书本”。他都做到了,他的主义的继承者做到了“幸福”,假装做到了“喜欢”。和他的继承者给二十世纪带来人类史上最大灾难,而且仍在二十一世纪继续残害无数生灵所不同的是,马克思只是害了他自己的一家。众所周知,马克思本人对他未来的学生利用他的思想感到愤怒,以至于他在生命将尽时宣称:“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这些同样的思想(虽然是被歪曲的、修改的或者被重新解释了的)继续影响着人们的心灵和精神。这些思想给我们理解世界提供了新的维度,也使他的继承者用作了主宰他人生命的武器。如果说马克思在社会主义的理论和价值两方面都是思想的巨人的话,那么他的后继者则用行动来证明了思想的巨人催生了行动的利维坦。对马克思理论价值的怀疑和反证,是走过了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步入二十一世纪最为复杂、艰巨的事情,如何使人类对共同生活新方式寻求一种普世价值,我认为应该从马克思主义在解释世界(这是马克思的伟大之处之一)方面下功夫而不是从马克思主义在努力改变世界(这是最具争议的)方面做文章,没有前者的以史为鉴,没有清算,奢谈后者就是大忽悠。
父亲去世后(和父亲意见总是相左的马克思,却保持了对父亲的一辈子热爱。他一直带着一张古老照相术所拍的父亲像,而且从不示人,“因为它已经很不像原来的样子了”,小女儿爱琳娜解释道。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把这张照片放在了灵柩里),随着家庭援助的日益稀少,马克思选择职业就变得极为紧迫。为了获得波恩大学哲学讲师职位,他决定着手博士论文。
哲学是高于一切其他科学,尤其对于神学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是马克思在这篇博士论文的主要观点之一。为了证明这种观点,他在序文中引用了休谟的话:“对哲学来说,那当然是一种侮辱:当它的最高权威本应到处被承认时,人们却迫使它在每一个场合为自己的结论作辩护,并在被它触犯的艺术和科学面前替自己申辩。这就令人想起一个被控犯了背叛自己臣民的叛国罪的国王。”他继续写道:
哲学,只要它还有一滴血在它那个要征服世界的、绝对自由的心脏里跳动着,它就将永远用伊壁鸠鲁的话向他的反对者宣称:“渎神的并不是那抛弃众人所崇拜的众神的人,而是同意众人关于众神的意见的人。”哲学并不隐瞒这一点。普罗米修斯承认道:老实说,我痛恨所有的神。这是哲学的自白,它自己的格言,借以表示它反对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这些神不承认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不应该有任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识相并列。
论文写好后,马克思并没有寄给原先打算的柏林大学,而是寄给了名气极小的耶拿大学,因为海涅的朋友同时也和马克思很熟的该大学的文学教授透露的一个消息,在耶拿大学“非常容易获得博士学位”。果然,1841年4月15日在缺席的情况下,马克思被授予了学位。至此,他结束了被鲍威尔诅咒的“愚蠢的考试”。
1843年3月,马克思写道:“满载傻瓜的船只或许会有一段时间顺风而行,但是它是向着不可幸免的命运驶去,这是因为这些傻瓜根本就命运料想到这一点。这命运就是即将来临的革命。”从此,马克思划着自己的独木舟去搅动整个大洋。
马克思不是一个合群的人。从一个极端意义上说,任何自觉的天才都不可能合群。即便是和“群众”打成一片,那也是出于“利益”考虑而不会是感情需要,更不会是心理需求。在巴黎创办《德法年鉴》时,发起人青年黑格尔派政论家阿尔诺德·卢格先前曾写信给马克思描绘了他以傅立叶思想为基础而建成的“空想社会主义村庄”的计划:他邀请马克思一家、海尔维格一家和毛勒一家加入到他和他妻子的公社生活的实验室中来。每个家庭都有独立的生活空间,但是公用厨房和餐厅;妇女轮流承担家务。爱玛·海尔维格匆匆浏览了当时的情况,就立刻拒绝了。“卢格的妻子,一个小巧可爱、美好但毫无个性的萨克逊人,怎么能与有着极高智力、还比她有着更为远大抱负、更多学识的马克思夫人很好地相处呢?海尔维格夫人,这三个女人中最小的一个,才刚刚结婚,怎么能过这种共同体的生活?”马克思以自己夫人品味和他人不相匹配的理由,住了不到两周,他们便搬出去了。
纵观马克思的一生,只有两个字“穷困”(详见下一篇的《流亡者马克思》)。而这种穷困,一部分出于马克思的天性中的劣性,另一部分出于他天性中的高贵。这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竟然如此不突兀地体现在一个人身上,令人难以理解。然而,就是这样。
一辈子举债、一辈子靠人接济、一辈子赚的钱赶不上花的钱的马克思也曾有过寻找一个“正当职业”养家糊口的念头。1862年,时年44岁的马克思,显然自己也羞愧于“没有任何收入而又不可能在哪一天全部还请债务的状况,不管得到什么帮助,总是一再使旧日的沉渣泛到表面上来”(致恩格斯信)现状,他决定到铁路部门找份工作。然而在他进入面试阶段,他就因为他那吓人的书法而被拒绝了。
求职不得,唾手可得的职业呢?
作为一个邻居眼中的体面人,在1867年被选上圣潘克拉斯教区仲裁法官颇有声望的闲职之际,已被穷愁潦倒逼得甚至想移居到日内瓦(马克思从未喜欢过这个地方)的马克思,依然没有接受这个职务,他同意一个邻居的意见,“我是一个外国人,让他们吻我的屁股。”
马克思关于这个他居住和工作了大半生的国家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让不列颠人见鬼去吧!”
马克思还有一次可能当上“国师”的良机,他却嗤之以鼻。当时他的实际情形难堪到什么程度呢?
1867年,带着《资本论》整个第一卷手稿,马克思为出版事宜到了德国。之前他策略地告诉恩格斯他的衣服和手表需要在启程前从当铺赎回。恩格斯给他寄去了7张5英镑银行券的半截。按通常的做法,只有马克思收到后电报确认另外半截恩格斯才能寄出。
在汉诺威期间,马克思竟然收到了俾斯麦信使的邀请,说要“利用我和我的大才为德国人民谋福利”。马克思拒绝了,以什么方式、何种理由拒绝的我不知道。在德国回到英国的路上,他遇到一件怪事(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一版,第31卷,551-552页)。一位有着军人风度的德国小姐,在马克思从汉堡回伦敦的火车上向马克思寻求帮提行李。马克思答应了。由于方向搞反而致使两个人不得不共同消磨掉六个小时,于是他们逛公园、吃冰激凌。交谈中得知,这个“连鼻尖上都带有贵族气味和黑白色彩”(马克思的形容)的德国小姐,刚刚在她的柏林舅舅,俾斯麦的家里住了几个星期。没人知道这真的是巧遇还是俾斯麦的“美女政治”的阴谋。马克思自己调侃道:如果让布林德和其他庸俗社会党人知道的话,这该是“一个多么好的把柄:我同俾斯麦有秘密勾结!”两年前,马克思就曾接到过经由洛塔尔·布赫尔转交的类似的邀请,想请他为普鲁士政府的官方杂志写金融方面的文章,被马克思拒绝就算了,令俾斯麦难堪的是,在1878年,马克思还刊出了他与布赫尔的通信。
一个跟朋友伸手要钱以赎回自己衣服和手表才能出门的人,到了素有“铁血宰相”之称的地盘,竟然拒绝首相的邀请······
马克思的一生践行了他在学生时期写的博士论文序言中引用的普罗米修斯的一段豪言壮语:“您好好听着,我绝不会用自己的痛苦去换取奴隶的服役;我宁愿被缚在崖石上,也不愿作宙斯的忠顺奴仆。”
号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的衮衮诸公,你们活着真的是马克思曾站立的大地的耻辱!
学生时代,朋友布鲁诺·鲍威尔警告他:“如果你献身于具体性的职业,那将是愚蠢的。当前,理论是最具实践性的职业,我们根本不能预料它将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实际有用的。”鲍威尔真是了不起的算命大师,只是他把头发想空了也无法预见到:逝去的马克思成了红色大地——他自己博士论文里引用的“普罗米修斯承认道:老实说,我痛恨所有的神”——的神!
马克思的职业到底是什么?一般人不会犹豫就会说:写作者,用现在的话就是靠文字吃饭的人。其实了解马克思一生的人就会知道,马克思的职业就是:斗士和乞丐——一个“伟大的斗士”和“伟大的乞丐”的合体。这个奇怪的合体在后来的“革命者”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依据自白里的他喜爱的英雄是斯巴达和开普勒和他最厌恶的人是马丁·塔波尔推断,似乎也不奇怪。
只是这种合体是未来医治人类的灵丹妙药还是就是无法治愈的人类瘟疫,留给后来者去盖棺下锤。
后来有多“后”,就像永远有多“远”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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