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学的繁盛期：名家毕集，群贤会聚

湘学的繁盛期：名家毕集，群贤会聚
------------------------------中国近代出现了一大批湘学名家和人才群体，前者以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王闿运、王先谦、张百熙、皮锡瑞、易顺鼎、叶德辉、杨昌济等为代表，后者主要有湘军集团、时务学堂和湖南史学家群体。此时名家层出不穷地涌现，群贤的影响力整体性地发挥出来，湘学发展到极盛阶段。

这些湘学名家大都强调实学与实用，范围涉及兴办书院、吏治、河工、海运、盐政和治军等。因此，这一时期“湘学”发展的最主要特点是吸取事功学派之长，通经学古而致诸用。湘学把经世之学与讲求大本大原的天道性命之学结合起来，内圣与外王并重，讲求经世致用的突出特征得到发扬光大。

其中，湘军集团的核心人物曾国藩影响颇大。他是湖南湘乡人。二十八岁入仕，官至刑部、吏部侍郎。因组建湘军，大败太平军，加太子太保，封一等毅勇侯。后任直隶、两江总督等要职。谥文正。有诗文集、《经史百家杂钞》等一百八十五卷；主持刊刻《船山遗书》三百二十卷。

他是正统理学的传人，于朱熹受益颇多。倡导仁爱信恕的道德观念，标榜忠孝至上的人伦价值，恪守淡泊勤俭的立身准则，被视为中国传统人格的典范人物。同时，他讲求经世济时之道，以理学治国平天下。他注重从《船山遗书》中吸取思想资源，以求治国用兵之道。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发起洋务运动，创办军事工厂，制造军舰和轮船，设立翻译馆，创建机械学校，选派学生赴美留学，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人才群体的崛起。在对湘学核心内容的发挥上，他虽然缺乏胡宏批判旧儒的理论勇气和船山对华夏民族前途的忧虑，却更多地体现了张栻那种忠君报国的精神，其人格力量极具感召力，影响也非常深远。中国现代两位领袖人物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明确表示，平生服膺之人就是“曾文正”。

时务学堂是这一时期另一个著名的人才群体。它是1897年在长沙创办的一所新式学校，被视为近代维新派人才的摇篮。它的发起人谭嗣同，赞助者陈宝箴、黄遵宪、江标，提调（校长）熊希龄，中文总教习梁启超，中文分教习欧榘甲、韩文举、叶觉迈、唐才常，以及学生蔡锷等，都是当时维新变法的重量级人物。从政治立场上看，这个群体和湘军集团是截然相反的，前者要维护封建主义的政治秩序，后者则要重建和改造这一秩序。但是，由于共同的区域文化背景，它们又表现出一些相同的文化特征，如推崇实学、崇尚经世致用、尊崇理学的文化传统等。虽然维新人士在实学中也增加了西方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内容，接受和宣传进化论与平等民主的思想，但仍然表现出对儒家政治伦理的尊崇，并自觉接受理学的哲学形式的影响。不过，如果没有强烈的经世致用观和浓厚的政治意识，是不可能出现近代史上著名的时务学堂人才群体的。

谭嗣同是时务学堂中杰出的维新志士的代表人物。他是湖南浏阳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光绪帝宣布变法，他奉命进京，授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变法失败后，他英勇就义。他撰写哲学著作《仁学》的目的是寻找挽救国家民族危亡之道。他认为“仁”是万物之源，“以通为第一义”，具有不生不灭的特点。这意味着“仁”可以破名教、破生死、破亲疏，体现出具有平等、博爱和自由色彩的内涵。实际上，他是在对传统观念进行新的阐释，试图用民主对抗专制主义和三纲五常，以科学冲击为封建统治服务的俗学。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用自己年轻的生命挑战顽固的守旧势力，这正是践行经世致用的最好明证。

要之，湘学是一种极富特色的地域学术思想，从它经历的六个发展阶段可以看出，它不仅在中国传统思想史上有很大的贡献，而且对中国近现代社会革命和发展也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