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禅宗僧人中开悟者甚少，僧学的难度却与日俱增（离不开当时记录方式的原因）。 为了总结参禅的方法，当时很多僧人将前代禅师的机锋棒喝的禅学言行用文字记录下来, 这样出现了“语录”。同时，宋代士大夫的加入扩大了僧学文化的发展基础。禅师语录在宋代很盛行，士大夫们也为之作序，这样更加助长语录之风的盛行。随着语录之风的流行，大量 语录出现，其中一些著名禅师的经典言论被专门整理出来作为衡量迷悟的准则，被称为 “公案 ”。这就是“文字禅”的开始阶段。
禅师们对公案进行注解，就出现了颂古、拈古等文字禅作品，文字禅进入了发展阶段。作为宋代文字禅兴起的一个重要人物，临济宗禅师善昭认为：“夫参玄大士, 与义学不同, 顿开一 性之门，直出万机之路 心明则言垂展示，智达则语必投机了万法于一言，截众流于四海。”即为，善昭认同古代禅师的语言与行为是随机利物的，学习者随之而各自解悟。由此，禅师以文字语言开示禅意，学徒通过文字语言解悟禅理，语言文字就成了禅师与学者之间禅可示可悟的中介。
直至北宋中后期，禅僧们在对公案及颂古的理解上出现了很大困难，圆悟克勤曾给颂古下过一个经典性的定义“大凡颂古，只是绕路说禅。”意思是说，颂古是绕着弯表达禅理, 并不不点破。因此所传的公案及颂古意义隐晦，众人对同一个公案及颂古存在不同的理解，这样对公案及颂古进行细密的解释和考证成了时代的需要。圆悟克勤与黄龙慧洪顺应了时代潮流，在理论上针对很多僧人对文字禅风的合法性的质疑 ,从不同角度论证了文 字禅的必要性和正当功能, 从而使得文字禅获得了理论支撑，并不断创新，在实践的基础上，以语言文字的形式留下了珍贵的禅学作品，将文字禅推向了高潮。以圆悟克勤为例，他认为可以通过 “以言遣言，以机夺机，以毒攻毒，以用破用”的言谈技艺，来破除学僧对一切有无诸法的执取，建构语言和心灵世界的另一种关系，帮助学人回归心性本体，为“即凡即圣”。除此以外，他还留下了诸如《碧岩录》的佛学原典影响后世深远。这一段时期为“文字禅”的高峰期。
总的来说，“文字禅”是宋人对语言本质的更深刻的认识的证明，是魏晋以来的“言意之辨”的进一步发展。
三、《碧岩录》与文字禅
《碧岩录》是中国禅宗史上一部著名经典,被誉为“宗门第一书”，其影响可与《坛经》比肩。作者是宋代禅门大德圜悟克勤禅师，因师在湖南澧县夹山灵泉禅院为僧众解说公案，而“碧岩”为灵泉禅院丈室之别名，故称之为《碧岩录》。《碧岩录》集禅宗公案于大成，将“文字禅”推到了极致,成为中国“文字禅”的巅峰。它对日本禅宗也有相当大的影响，也是日本茶禅文化的源头。与《坛经》不同的是，《碧岩录》在历史上备受争议，命运多舛。禅宗从菩提达摩开始，便开出不立文字、唯传心印的独特宗风。而《碧岩录》一经问世，便风行一时。宗门派别逐渐倾向于合流，而“禅机”也逐渐融化于“诗境”。
从“不立文字”发展到“不离文字”，《碧岩录》功不可没。《碧岩录》表面上虽与禅宗“不立文字”之宗旨有违，但从其深处的精髓而言，并未违背“不立文字”之宗旨。所谓“不立文字”，并非不用文字，而是不执著于文字。不借助语言文字进入禅门就很难，不得其门。要用语言文字作标月之指，“因指见月，得月亡指”，看到月亮之后就要忘掉当初指向月亮的那根手指，这就是语言的功能。禅宗主张彻底的思想解放，对于文字之使用，应视其是否与禅的旨趣相应，雪窦之颂古与圆悟之评唱在此方面都具有正当的认知。
解读公案是提倡由心而发、有感而出，但却会引人入迷景，讲经说法者若不具有接机的手段，很容易让人陷入字面纠葛。如《碧岩录》语录里的禅机已经十分成熟，即便未入门的人熟读之后，也会感觉自己已然进入禅境。毕竟模仿公案比明心见性要容易得多。也因此当时很多宗师勘验学徒越来越难。当时的禅门领袖大慧宗杲禅师，也发现学徒所答，并非其实悟，而是出自《碧岩录》的模仿。为了挽救文字禅的弊害，大慧宗杲禅师毅然将其师圜悟禅师的杰作付之一炬，并禁止其流传。但大慧宗杲的毁版烧书，没能阻止《碧岩录》的广泛传播，反而让这本书声名远播，流传至日本、朝鲜等地，长盛不衰。
然而，禅宗的传统向来是“子不言父名”，如何是禅宗宗旨，祖师们从来不做正面回答，尽管公案里文字诠释清晰。但是，祖师们对于公案里的奥妙之处向来不直接说明，如此增加了后学了解公案的困难。但是历史证明“文字禅”的引导方便确实是可操作且有实效的。而今我们透过历史的实践经验来参详《碧岩录》，用古人的参禅过程和悟道因缘来对照自己，放下知见分别，跳出思维定势。只有把一切的理论经验抛开了，把一切的思维分别抛开了，才能体会禅的妙趣，才能见到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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