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扯几句疫情。
国外的疫情大有蔓延之势，意大利、伊朗等确诊、死亡人数都在不断上升。各国不同的民众在此之下，也有不同的表现：欧洲人还有的在抗议政府的管控措施。但总得感觉，像德国、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民众与政府并未表现出足够的恐慌。也许死亡人数会不低。英国官方放话说会有意放大感染人群，以增强群体抵抗力等等。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国情之下，有一样的应对姿态，倒也是应有之意。
但疫情在国外的蔓延，倒似乎很大程度上减缓了国内对于当局的批评。而想来，西方部分国家尤其是意大利的应对不利不举，肯定会出现我们的宣传材料中，成为对于中国趋势、中国力量的歌颂。
但我倒不认为这是个好现象：一次疫情的血的教训，本来可以用生命唤醒民众对于当前一些举措的反思，成为一次开启民智的良好契机，但在一贯“向下比较”的宣传口径之下，这个民族可能又错过了一次好的时机。
对比国内外疫情，对比国内外疫情之下的政府与民众，我们可以自豪的说，中国的应对举措是有力的，成功地遏制住了疫情的蔓延与发展，并很快将发病率降低，保障了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而西方一些国家，在中央政府强制力不足的情况下，在国家对于民众生活的干涉力度不够的情况下，在大灾大难面前，可能意味着应对无措。意大利就是个镜子。
然而，我们也要注意：举国一致可以干成好事，但举国一致同样可以干坏事、干蠢事，干影响国家发展的傻事。历史的记忆不算久远吧，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还是这个国家的各个层级上发挥着作用。从来不会是因为政府干了十件好事，就放心地认为它不会干一件坏事。伟大如毛主席，也只能说一句功过三七开，七分功、三分过。谁又敢说比他老人家更聪明、更有大智慧呢？
同时，在看到西方国家应对不力的例子时，也要看到应对有力的例子。新加坡是个典型，但因为大家都说这个国家太小，不具备参考作用。那就看看我比较关注的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是犯过历史错误的国家，也在国内系统性地反思过自己的历史（当然，日本在侵华战争上的做法，没有达到我们的要求，另当别论）。日本感染的人数一直不大，虽然很早就开始人数较多，扩散的也很慢，似乎也没有说举国停工、宅在家里，百姓的整体生活是不受影响的。德国，通过社区医生、分级诊疗把大多数轻症人员隔离在医院之外，有力地防止的医疗资源的挤兑，把医疗留给了最需要的重症患者，保证了低的致死率。而且，政府也并未说感染人数低就是目标，而是做好的与病毒共存的准备。两国民众因为国家所给予地安全感，并没有在太多地恐慌当中。这才是作为一个大国国民的幸福吧。疫情之后，可以相信，我们一部分精英群体会选择德日作为移民目标。
鞋子适不适合，自己穿了才知道。所以，想来国内外，都是基于自己国情选择了最合适的应对之策：与网民相比，决策层的智商都不低。
这里要反思的是，在不味地赞颂声音中，我们也许会失掉反思的力量。物极必反，从来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决策只是价值的取舍。良性的社会，从来不是极端。只看到一种方式的好处，而忽略了其中的不足，那不是辩证法。
没有拘束，可能意味着有一天的应对无措；
举国一致，也可能意味着有一天的丧钟响起。
不偏不倚是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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