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0日，冬月廿七，周日，晴，-2至7度
晚上，直犯困。算来，一月这十天，已写了一万八千五百字。若今晚的日记能写上一千五百字，那日均写作量就达两千字。我知道计算字数毫无意义，很多人抱着提高写作水平的目的坚持日更，写得多并不等于写得好。但我写下的每个字都是经过认真反省的。写得越长，证明我沉浸在反省中的时间越长。所有的文字，无论是读过的，还是写下的，都是自我省察的镜子。
六点起，诵经、做早餐，用完早餐已八点。待要坐下读书，夫说，想去外头晒晒太阳。我说，那就步行去买菜吧。沿太平路走到西门菜场，买了根胴骨和一块夹心肉，二十九元一斤，三斤七两，一百零五元。吓了我一跳。这十日的开支已达一千三百多元，光是买菜就已花去五六百元，鸡、羊肉、鱼、海鲜、猪肉不断，食得过荤。出了菜场，往北走到幸福路农民自发菜摊，买了把冻蔫的青菜和一根粗壮的白萝卜，打过霜，又受过冻的青菜、萝卜煮得烂，还带甜味。冬季，唯青菜、萝卜最悦我口。买菜往返步行四公里，相当于晨练。
昨计划读上半年的梁漱溟。将书柜里收藏的梁著统统找出来，发现少了几本，可能落在办公室。今跑单位里又找来九本。上网一搜，还有三四种未藏，下了单，又退了。唯恐自己只是一时起兴，读不了几日，兴趣即转，待读完已藏的，再买。等书整理好，已是十点多。夫坐在电视机前听课，我这边心里焦急地想读书，却只能呆在厨房里淘米、炖肉。主妇的时间总是琐碎的。如果我是个男人，大可伏案上读一整日书。如果我的男人也像钱钟书一般勤奋好学，那即使牺牲我全部时间为之服务，也心甘情愿。可是我却要陪一个睡懒觉的男人逛街，为一个看电视的男人做饭。原计划读上一日书，眼看着只剩半日。
继续读梁漱溟著《中国文化要义》。
梁说，西洋是阶级对立的社会。中国是职业分途的社会。在梁先生看来，中国没有阶级。构成阶级对立的原因是生产工具与生产工作的分家，占有工具之一部分人不工作，但任工作之一部分人不能自有其工具。而中国是农业国，自古以来土地是可以流转的，土地集中垄断之情形不著，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有土地。即使是佃农，也有“永佃权”，例不准增租夺佃，好像平分了地主的所有权。
再则，西洋的阶级是稳固，世袭制、宗教迷信、不同阶级不能通婚等。而中国阶级性是流动的。中国的读书人、官吏职业化，他们亦如农工商其他各行业一样，在社会构造中有其职司事务。
而我们自中学以来所受的教育，都是利用西方的抽象理论描述旧中国，什么剥削与被剥削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殊不知这种机械的分类法，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张大充说：“中国人是泥与水（混在一起），西洋人是钢铁和石头（硬碰硬），中国人的劲儿，就是一个混字。而西洋乃深得一个分字。”用西洋人的剪刀，硬要将中国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伦理之情剪断，于是将中国人剪得啥都不是，一切唯西洋是好。
我读梁著发现，不仅是梁，几乎生长在旧中国，浸淫于传统文化的大儒，对西方文明都报以批判性的吸收。比如梁启超评论“自由”道：
“前此惟在上位者乃为强者，今则在下位者亦为强者……两强相遇，两权并行，因两强相消，则两权平等，故可谓自由权与强权本为一物。自由者，人人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为界，譬之有两人于此……各扩充一己之自由，其力线各向外而伸张；伸张不已，而两线相遇，两力各不相下，而界出焉。……苟两人之力有一弱者,则其强者伸张之线必侵入于弱者之界,其自由即不能保”。
梁漱溟不仅认为中国无阶级，还认为中国有民主。
他说民主有五点特征：一是我承认我，同时亦承认旁人。而中国自古有“己所不欲，勿失于人”之恕道，即此精神的表见。二是彼此平等的精神。中国无阶级，较之欧洲中古有阶级及印度森严种姓制度，可谓最平等。三是讲理的精神。中国一向讲理，而不主张以力服人。四是“少数服从多数”。中国讲孝悌，对父兄的服从。这种少数服从多数的政治习惯，中国没有。五是尊重个人自由。中国人重在伦理体系中所担负的义务，一向缺乏个人本位权利观点。所以中国缺的是政治上的民主和法律上的民主。
梁先生说，中国人的文化早熟。我们说早熟，是指一个人心智先于或快于身体的成长。西洋文化是从身体出发，慢慢发展到心的。而中国却是有些径直从心发出来，而影响全体。文化的身体是指本能和理智（知识和技术），心指理性。身体是“有对”，即人生的辗转不出乎利用与反抗，有所为而为之。心是“无对”，即超于利用与反抗，而恍若为一本，无所为而为之。中国人因文化早熟，崇尚不争，影响经济和科技（身体）的发展。我因此知中国士人每处于弱势地位，也是其文化早熟、理性发达之故，其迂腐体现在逆世人由身到心的理智或本能主导路线，以理性来强求世人，焉能如愿？
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我亦无欲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读书人难免会抱有与子贡一般一厢情愿的诉求。故总觉世事与我相悖。想起前段时间与局长的交涉。我是从心出发，而他则从身体出发，我们南辕北辙，如何能谈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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