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趣的趣事
——之吃窝头
张范津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岁月陪我们走过春夏秋冬，时光伴我们度过花开花落，无论何种经历，过往即风景，即便所遇之事让人痛苦忧愁，感觉苦涩乏味，都是为自己储存的一缕阳光，是人生风景的一角，无趣也会变成有趣。车尔尼雪夫斯基有言“任何东西，凡是显示出生活或使我们想起生活的，那就是美的。”因为这些记忆本身就是切切实实的生活。
——题记
开宗明义我不愿吃窝头，因为我吃伤了，也吃怕了。所以什么吃粗粮是现代潮流，有益健康，可以降低胆固醇、抗氧化等等，任你说得天花乱坠，我也不会为之所动。这个“信念”是在那个吃不饱和吃不好双重叠加的年代建立起来的。
我们家是典型的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大小老少16口人吃一锅饭。逢到吃饭我和哥哥就哭闹，表现出非常厌食的样子，奶奶妈妈齐上阵，威逼利诱也收效甚微。因此妈妈总说我们哥俩嗓子眼儿细，细食子（吃饭挑剔）。
其实不然，秫秫面（即高粱面）窝头和一连串的秫秫面白粥（秫秫面粥）、秫秫面条子（面条）、高粱钢丝面、高粱米，有谁“愿意”吃？用五六十年代的食材、做法蒸一锅窝头，即便现在的“粗粮族”恐怕也会避而远之的。
当年种高粱在我们这一带兴腾了好长一段时间，所以高粱理所当然就成了生活主粮。对于吃高粱那时的一个公社领导还发表过这样一番高论，他说吃高粱节约粮食，理由是，回家一看秫秫窝窝、秫秫条子就不愿吃，不愿吃就吃的少，少吃了不就节约了吗。此言一出虽然立即招来一片唾骂，但那位领导所演绎的“道理”却是非常客观的。
那时种的高粱百姓冠名“鸡蹦高粱”，其实就是一种矮杆杂交高粱，据说有高产、抗旱、耐盐碱的优点，这些优点之有无我不知道，但难吃却是显而易见的。
秫秫面不好发，印象中不管蒸窝头还是贴饼子总是死面的，呈黑红色，尽管挺硬，但吃到嘴里却有一种散散的、面面的感觉，非常难吃。特别到了夏天，不用布盖住，窝头干巴，且防不住苍蝇，盖住就容易丝孬，往往一掰窝头能拉出长长菌丝来。纯秫秫面“制品”即算上乘食品，而秫秫面掺糠的窝头，简直就难以下咽了。
用于蒸窝头的糠有两种，一种是小米糠。谷子碾出小米后再把糠放到碾子上重新碾压一次，让糠更细一些，以便下咽。这里面还有个很在理的总结，叫做“新谷子吃米，陈谷子吃糠”。意思是新谷子碾出的米好吃，因为存放时间短，米油还保存在米里。而陈谷子由于存放时间较长，米油慢慢往谷糠里渗浸，虽然小米的品质降低了，而米糠的品质反而得到了提升。其实在那个年代又怎么能奢望有陈粮呢，多是从谷场上分的粮食不进家门，就背到碾棚，或磨面、或碾米，赶快安排下锅了，所以很难吃上“好吃”的谷糠。再就是黍米糠。黍米也叫黄米、黏米，相对于小米糠更“好吃”一些，但多少有些苦头儿。当然这两种糠都是无法独立捏窝头或贴饼子的，必须掺上高粱面才能成型，否则就散了。
“辣子是个送糠王”这是奶奶的一句口头禅。为把难以下咽的糠窝窝送下肚，奶奶把辣椒烧至微糊，放在案板上晾至焦干，再用擀面杖擀成辣椒碎。有醋最好放醋，没醋就倒些盐水没过辣椒碎。吃一口窝头，用筷子蘸一下辣椒水，嗍一嗍筷子，趁着辣劲儿赶快把窝头咽下去。
再往后调整种植结构，高粱面积减少，玉米、山药面积扩大，有了吃棒子面（玉米面）、山药面的机会，窝头由纯秫秫面变成了棒子面、山药面的杂和面，但纯棒子面的窝头除非过年，平日里还是吃不到的。不知是自己发明，还是借鉴别人的经验，有一天妈妈竟蒸起了“花窝窝”。把秫秫面和棒子面分着和，然后把两样面分别揪成鸡蛋大小的面团，再揉到一块儿，这时的揉面，只求聚合切忌均匀，合二为二为最佳，否则红的秫秫面和黄的棒子面合二为一，蒸出的窝头就出不了红一块儿黄一块儿的效果，也就“花”不起来了。启初我们感觉新鲜都抢着吃，但很快就揭穿了谜底，食欲再遭打击，毕竟食材没有实质性改变，变化的只是一种排列组合，口感怎么会变好呢？
当然秫秫面、棒子面和山药面肯定不光是蒸窝头。再就是做秫秫面、山药面条子了。秫秫面没黏性、没拉力，仅靠一己之力擀不成面条。要先把秫秫面烫了和成一个硬面团，再和一个白面团，用白面做皮把秫秫面团包住，让白面弥补秫秫面拉力的不足，擀成面条。当年的农业生产条件非常差，一亩地收不了多少粮食，记得妈妈说，有一年天旱，小麦收成不好，全年每人只分了18斤，要知道这是原粮，而非加工粮。因为白面太少舍不得吃，所以就必须借用一种增加黏性和拉力的“添加剂”——用榆树皮磨成的榆面，掺到秫秫面里擀面条。做成的汤面我们叫“热条子”，捞面叫“温条子”，不管什么条子，常常是煮成一锅粥，加之少油无盐，好吃才怪呢。山药面做条子亦然。
棒子面咸饭就是尜尜儿(gágar)，用水和玉米面，擀成一个约三四毫米厚的面饼，稍晾一下以防坨了，然后切成小手指头肚儿大小的方丁。炒菜加水烧开，把棒子面丁下锅煮熟。这就是粗粮细作的范例。好不好吃，只有天知道。
那时不论什么面的窝头，什么面的咸饭，一个总的特点就是不但难吃还难消化，吃的肚子老是鼓胀胀的，还时不时的倒酸水，妈妈经常背着我找医生按摩。我和哥哥都是面黄肌瘦的，有好几次哥哥晕倒在放学回家的路上。
当时最高理想就是吃个纯白面馍馍，因为那时纯白面馍馍是不存在的。县城花市街国营馍馍房卖的是掺了棒子面的，西街国营饭店炸的麻糖（油条类）也是混合面的。这个理想直到1980年哥哥结婚时才实现。哥哥结婚是全家人的大喜事，尽管当时粮食依然不富裕，但像我们这样有职工收入的家庭，用净面馍馍待客则是必须的。从舅舅和姨家借了麦子，磨成面，就富富裕裕的蒸了几锅馍馍，结果太“富裕”了，婚礼过后剩下的馍馍让我们足足吃了有半月，可真是一饱口福了。这一年9月份我上了大学，34斤口粮，70%的细粮，终于每天能够吃上馒头了。而麦子真正变得普通，家家能不愁吃白面，在我们家乡是1982年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的事，这要全托政策的福了。
我们这代生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有幸赶上了这样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生经历跨越了几千年，生活品质超过了无数代。仅餐桌上的变化，就让人目不暇接，不论生活如何变化，不论是否接受那种味道，但粗粮窝头在童年中的记忆却是难以抹去的。
2021年3月2日23:44:27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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