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时的常见态度：
“文化革命”里，王小波的老爸和小伙伴在讨论逻辑问题的时候：
论战的双方都在努力证明对方是“资产阶级”(在五十年代的资产阶级分子，一个人的生活肯定不是很愉快的)，持有“唯心主义”或“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相形之下，自己是无产阶级，持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
“文化革命”里，王小波作为一个小孩之间的争论：
王小波还是个孩子，住的地方有两派，他们中间的争论不管有没有意义，毕竟是一种论争。一阵子两派的广播都在朗诵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将革命进行到底》。倘若你以为双方都在表示自己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那就错了。大家感兴趣的只是该文中毛主席痛斥反动派是毒蛇的一段——化成美女的蛇和露出毒牙的蛇，它们虽然已经感到冬天的威胁，但还没有冻僵呢——朗诵这篇文章，当然是希望对方领会到自己是条毒蛇这一事实，并且感到不寒而栗。据我所见，这个希望落空了。后来双方都朗诵另一篇光辉著作《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这显然是把对方看成了反动派，准备接受他们的投降，但是对方又没有这种自觉性。最后的结果当然是刀兵相见，打了起来。
“文化革命”里的两派之争：
有一个阶段，虽不属论战，但也非常有趣，那就是两派都想证明对方成分不纯或者道德败坏，要么发现对方庇护了大叛徒、走资派，要么逮住他们干了有亏德行的事。在后一个方面，只要有某派的一对青年男女待在一个屋子里，对立面必派出一支精悍队伍埋伏在外面，觉得里面火候差不多了，就踹门进去。我住的地方知识分子成堆，而这些事又都是知识分子所为。从表面上看，双方都是斯文人，其实凶蛮得很。这使我感到，仅用言辞来证明自己比对方道德优越，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因此有时候人们的确很难抑制自己的行动欲望。
关于谁好谁坏的争论：
你觉得自己是好的，对方是坏的，而对方持有相反的看法，每一句辩驳都会加深恶意。恶意到了一定程度，就会诉诸行动：假设你有权力，就给对方组织处理；有武力，就让对方头破血流；什么都没有的也会恫吓检举。
一般来说，真理是越辩越明，但以这种方式争论，总是越辩越不明，你在哪个领域争论，哪个领域就遭到损害。争论的结果既然是有人好，有人坏；那么好人该有好报，坏人该有坏下场，当然是不言自明。苏联曾在遗传学方面展开了这种争论，给生物学和生物学家带来了很大的损害。我国在文化领域里有过好多次这种论争，得到了什么结果，也很容易看出来。
关于道德的争论：
中国作品的评论容易扯到道德，前不久上演了一部电视剧《唐明皇》，有一部分人说不好看，剧组的成员和一部分记者就开了个研讨会，会议纪要登在《中国电视报》上。我记得制片人的发言探讨了反对《唐》剧者的民族精神、国学修为、道德水准诸方面，甚至认为那些朋友的智商都不高；唯一令人庆幸的是，还没有探讨那些朋友的先人祖宗。从此之后，我再不敢去看任何一部国产电视剧，我怕我白发苍苍的老母亲忽然知道自己生了个傻儿子而伤心——因为学习成绩好，我妈一直以为我很聪明。去看电影，尤其是国产电影，也有类似的危险。这种危险表现在两个方面：看了好电影不觉得好，你就不够好；看了坏电影不觉得坏，你就成了坏蛋。有一些电影在国际上得了奖，我看了以后也觉得不坏，但有些评论者说，这些电影简直是在卖国，如此说来，我也有背叛祖国的情绪了——谁敢拿自己的人品去冒这种风险？在文化界，赌的是人品、爱国心、羞耻心。
争论的动机神圣化
不光是理论文章，就是电视剧、小说作者也会把自己的动机神圣化，然后把自己的作品神圣化，最后把自己也神圣化；这样一来，他就像天兄下凡时的杨秀清。我对这些人原本有一些敬意，直到去年秋天在北方一小城市里遇到了一批耍猴子的人。他们也用杨秀清的口吻说：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大家的精神需求，等等，现在给大家耍场猴戏。
王小波的总结
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现在文化的领域是个屎橛纷飞的场所，臭气熏天——绝不是的；我只是说，它还有让我胆寒的气味。所以，假如有人以这种态度论争，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逃到安全距离之外，然后再好言相劝：算了吧，何必呢？
我的总结：
1）没有批判性思维的人，无法从事“讨论”，只能“争论”；
2）“争论”具有令人胆寒的气味
①争论的后果就是“扣帽子和被扣帽子”、“刀兵相见、使用武力、头破血流”
②乐于争论的双方当时的心理/言语，一般如下：
“我是对的，你是傻逼”
“我是正面的，你是反动派”
“我是道德优越，你是道德败坏”
“我是好人，你是坏人”
“我爱国，你叛国”
“我人品好，你人品差”
“我是为了大家好，我是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化”
3）争论是痛苦的，讨论的伟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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