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这一辈子，对衣服都有非同一般的情感。
1992年，大城市里经济建设进行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再大的动静，都还没惊动我们这个偏僻的江南小城镇。
此时在这个穷乡僻壤里，妈妈日日起早贪黑做家务做农户带小孩——也就是我。婚后贫苦的家庭条件，加上苛刻的婆婆，还有没能投生成男儿身的我，都让她经常偷偷抹眼泪。
在那个年代，大家的衣服基本上都是订做的。因而裁缝这门手艺很是稀缺。城里有几个裁缝师傅，一个姓张，一个姓陈，由于手艺好而十分有名。
要学手艺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好不容易说服了婆家，妈妈才在外公的资助下，开始跟张师傅学做衣服。每天凌晨，她给家里做好早饭，就抱着两三岁的我匆匆出门，赶最早班的小巴进城，然后再走三公里的路去师傅家。学到很晚大家都走完了，她才带我赶着夜路回家，干完家务才休息。
年少时的妈妈，就是因为经常从山村过河去镇上上学落下了关节炎的毛病才辍学的，可是为了学做衣服，她没跟任何人诉苦。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分春夏寒暑。
妈妈学得格外认真和专注。又大又厚的黑色封皮笔记本上记满了她画的图和笔记。每天我都蹲在妈妈的缝纫机底下玩粉笔头和碎布料，玩累了就听着纸笔摩擦的沙沙声或者缝纫机飞快的转动声默默地睡过去。
后来她觉得陈师傅手艺更好，就转而跟陈师傅学了。
不得不说，妈妈在做衣服这件事上是很有天赋的。她在大街上看见别人穿着新颖的款式，就用心的记下来，空闲时就不断尝试，直到做出一模一样的款式。当年跟着陈师傅学习的女孩有二三十个，可是妈妈是最有悟性、学得最好的一个，甚至青出于蓝超过了陈师傅，成为陈师傅的招牌。为了此事，张师傅甚至经常过来挖角。
那时候的学习，不像现在的培训学校一天只有几个课时的形式课程，而是从白天到黑夜的真材实料。因此学了一年多，妈妈回家开了裁缝店，做衣服的手艺远近闻名。
陈师傅邀请妈妈去电视台做广告，为她的店代言。张师傅听说了，也来游说妈妈为她的店代言。两个师傅几乎为这个事情掐架。最终妈妈还是因为跟陈师傅学得更久应下了陈师傅。也因此，直到今年这几十年张师傅都没联系过妈妈，偶尔见面也说不了几句话，成为她心里的小疙瘩。
对那天，印象尤为深刻。
陈师傅领着电视台的人来我们家。电视台来的人不过三五个，却着实轰动了村里的相邻。好多人过来围观。我当时懵懂的被挤到一边，呆呆地看着那硕大的当时并不认得的摄影机。
那天的妈妈是我这辈子到现在见过的最漂亮的模样。她穿着自己做的套装——上衣是浅紫色的格子马甲，里面是一件白色高领开司米线衫，搭配一条同样浅紫色格子的修身长裙，看着像旗袍，却有旗袍没有的洋气。站在摄影机前的她盈盈而笑，仿佛闪着夺目的光，艳羡众人。
在那个彩色电视机尚未全面普及的年代，很多人都说，我妈妈当时是“明星”一般的人物了。不少相邻调侃她，真傻，直接就应了人家，做代言广告应该拿好几万广告费呵!
广告拍了之后生意更加的好了。来订做衣服的络绎不绝。台面上那些待裁的衣服每天都摞得高高的，一日日都不减少。妈妈带着七八个徒弟每日早晨六点多就开始做衣服，直到凌晨一两点才歇工。
那时候村里某个相邻亲戚远在台湾定居，回来探亲三天。她穿着非常时尚的旗袍，高贵洋气极了。听闻妈妈的手艺，便来店里订做三套旗袍。
在我们这个小乡镇，穿旗袍的人少之又少。乡下妇女穿的，都是扁平四眼白扣的素色衬衫和直筒长裤。所以妈妈基本上没做过旗袍，连夜去跟师傅请教样式、画图、制版，带着徒弟加班加点赶工。其中一套，被徒弟做坏了。妈妈大着胆子愣是把那件旗袍改成了短衫长裙的新样式。
第三天，客人来取衣服，问妈妈怎么改了样式，不是她原先订的，最终试穿后满意而归，临走还直夸妈妈的手艺巧。
93年税法开始实行。
那时候的平头百姓，尚且还在为基本的衣食奔波，交税对农村的大部分人来说真是要了命的大事。
税务员来我们家征税，说我们家是个体工商户，要交税。我们家自然不依。三番五次劝说不成，税务员威胁不交税要没收经营工具，也就是缝纫机，并且他们真的这么做了。所有人包括爷爷奶奶和爸爸，都是老实巴交的乡下人，畏惧这阵势，没敢拦。唯有妈妈，抓着缝纫机又哭又喊不肯松手。
村里人都知道，我妈妈是个强势的女人，不对，是强悍的女人。
虽然后来缝纫机还是被收走了，可是妈妈拖村里当过干部的大爷爷去上头游说，好说歹说把缝纫机捞回来了。
后来妈妈跟我说，谁不让她做衣服卖衣服，她能跟那人拼命的。
由于家庭变故，妈妈后来跟着爸爸做生意，不得不放弃了做衣服这好手艺。
可是，即使年纪已经50，记忆不如年轻那般好，脑袋也不如年轻那般灵光，视力也不如年轻那般清晰，经年累月干活的手指也枯瘦蜷曲了，她都念念不忘着做衣服这回事。
而曾经开店时留下的那台缝纫机，也放在三楼储物间里，时不时的在深夜店门关闭后，被温柔踩动缝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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