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百王之所同也。人故杀人，杀之可也。这种原始朴素的正义观，从产生之初就是“百王”即王公天子政府所制定的，将其称为“庶民的正义观”是理由和根据是什么？是否将“百王”的诸侯大人王公君子等同于庶人？如果百王也是庶人的话，整个社会都是庶人，那么谁不是庶人？所以“庶民的正义观”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不成立，不恰当的。反对“庶民的正义观”的那些人何以就不是庶人呢？他们和庶人的区别在哪里？仅因为反对“庶人的正义观”？“我们有没有权力杀死一个杀害无辜者的杀人者”？或者说，一个杀人者应当为自己所做出的后果应当承担怎样的一个责任？杀人后不再杀人，是否等于杀人者承担了杀人后理应承担的责任？或者通过监禁手段，使杀人者没有机会和条件再去杀人，是否等于杀人者承担了理应承担的责任？很显然，无论什么样的学者或者哲学家，都不能将“不再杀人”等同于“承担了相应的责任”，这是两个概念。“废死”者认为，只要杀人者不再杀人就等于承担了其之前杀过人的责任，这是非常荒谬的。混淆了这两个概念，得出的很可能就是“杀人偿命不一定天经地义”。重点再问一句：杀人者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不再杀人是否等于杀人者承担了责任？作为人来说，应当是平等的，杀人者以命偿命是对等的义务。杀人者以死谢罪，从某种层面来说，反而会得到人们的尊敬。
“废死”者认为，废除死刑可以降低犯罪率，然而这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犯罪率降低，与其说与“废死”有某种联系，不如说因为“废死”导致受害人报警率降低，从而产生犯罪率降低的假象：人之常情在于有所畏惧而不敢犯罪，“废死”为杀人者提供了基本的保障——无论用多么残暴的手段，杀多少人，都不会受到死刑的处罚，这是保护杀人者而伤害被害人。另外，受害人明知道报警后以及立案审判不能对犯罪嫌疑人产生震慑，由此还可能在犯罪分子刑满释放后遭受到报复，进而选择放弃报警，这也是“废死”与犯罪率降低之间存在的微妙关系。同时，在杀人者服刑期间，受害人还要为其提供生活所必须的财物——受害者纳税的一部分必然会用到监狱里。按照“废死”者的逻辑，废除死刑可以降低犯罪率，那么，废除所有法律上所规定的罪名，是否等于社会上犯罪率为零？由此，“废死”产生了犯罪率降低只是一个假象。
与此同时，“废死”后采取的基本是长期监禁。长期监禁和死刑，哪个更残忍呢？“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不自由毋宁死”。没有自由的生命比起死亡来说显然更残忍，所以长期监禁剥夺了人的自由，比杀死他更残忍。从这个层面来说，长期监禁未必就充满了仁慈。
所以墨子说，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则此岂刑不善哉？用刑则不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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