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概是个倒霉的人。
我将作家的愿望维持到六年级,将我在写作上有才华的谬念维系到高一。就是现在。不过说实话,只有我一个人这么认为。小学作文,好坏不怎么体现,初中,三年未有一篇入老师眼的作文,我写出来的,我觉得好的作文,我觉得不好的作文,都是没有评价,普通而平淡的分数。
大概,我于我挚爱的写作上,的确没有什么天赋。天赋辜负愿望。这是倒霉其一。
倒霉其二,如题所言,在乎师长。我向来极崇敬,仰慕语文老师以特殊的崇拜目光将他们区别于其它各科老师。可语文老师大都不喜欢我。
小学的语文老师,是位美丽的知性女性。她是新潮的写作人士,在班里介绍了多款有关读书的软件,她的自信,大方和文笔令我至今难忘。不过我的作文总是平淡。或有时标新立异,然后被批评。我至今不知道,老师有没有看出,那哗众取宠,夸夸其谈的幼稚文字后,是怎样一颗渴求她表扬的心。不知道。想见见,不敢。后来再见过一次,她已经不记得我了。真悲哀啊。
初中的语文老师,是位我真正愿意尊称为老师的人。姓汪。相传,他老家是白酒的盛产地,他嗜好烟酒,后来为高中老师所证实,并补充说他酒量极大。汪老师较瘦,不在课堂上说课本以外的文化常识,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崇拜他的文人气质。汪老师是能把西装穿出儒士青衫感觉的人。他曾期待过我的文章,我却始终没有让他满意。他也希望我考一次一百二十分以上的分数(满分一百五,在我们那里,大概语文一百二以上就是班级前十前五的好学生),我却从未达到。中考时拼命一搏,却是一百一十九。这件事好像很小。但是它给我带来的遗憾,甚至大于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写的对奶奶“经年经世挥散不去”的刻入心骨的歉疚和难受。这一分是我平生最大的憾事。现在回忆起来,在办公室里他吞吐云气,高谈阔论时的兴奋和汪老师烟雾里的面容早已消逝不见,只剩这一分的苦痛。累积着,折磨着 。每每想起,愧疚地快要下泪。再想起初一初二的青春期,我渴望关注,上课随意插嘴开玩笑,被他批一句“哗众取宠”和后来始终看我不顺眼的经历,更是悲伤。我至今不敢见他。
高中语文老师,也是我愿意避讳其名,永称洪老师的人。有些白发,但头发不乱。一开始,他总是很高兴的来上课,一次自习课他看班,纪律太差,他两次批评同学后,来班上课总带着一股怒气。像是汪曾祺先生写的西南联大的教授的那样的率真。我虽然那两堂课全在睡觉,但还是梦里听见他的怒喝。因此有些怕他。不过上课时候,他会忘记这些事情,还是很激动地给我们讲文化,文学,历史,中国。我说过一句话“知人不知易,行人不能难。”这句话好像错了。知道很多的洪老师,顶厉害。我至今记得他讲“衍圣公”时闪亮的双眸,开心而爽朗的笑容,和我当时碰巧知道这个的一种莫名其妙的与有荣焉。这大概就是文人的真性情。我上他的语文课,极少极少有开小差的情况,只是有一次倒霉地正好被他碰见。真是倒霉,又很后悔。他表扬过很多同学的作文,我觉得一些不错,一些不行。总之就是没有我的。大概我真的写不出。不论我觉得好的还是极好的我的作文,都既在考试的时候拿不到好分,再统一交给他的时候也拿不到(他习惯把考试试卷收上去再自己看看作文)。我从那时开始终于丧失写作的信心。唯独只愿,他不要认为我是不上进的学生。
真是倒霉。
我对于语文老师的崇敬和崇拜一直没有得到回报。大概以后也不会有。在时间过去以后,再回首,也只有怀着遗憾的心情送上“顺颂冬祺”和“祝平安喜乐”之类的套话。
只是再想起等待语文老师慢悠悠长达一两个星期的改作文的心焦,在报写得好的人的名字时的手脚冰凉,再想起石沉大海的文章。
痛彻心扉。
我大概,的确,是个倒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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