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7”开始，所读今版文集之文，就已经超越了1928年《中国教育改造》自选集的时间节点了。本集收录1928年后的文章中，我们不仅读到了陶行知先生一以贯之的教育“行动”，还领教到他对当时教育政策更多的现实批判。
1928年之后的十年，国民政府暂时实现了统一，收回了近代以来一再失去的部分主权，推行了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和币制改革，同时加强对地方军政、民政和财政的管理，包括教育。
根据惯性的思维，统一的国家之下必须推行统一的教育体制和改革。况且中华民族向来具有“大一统”的传统。
陶行知演讲中的招牌动作，亲切而动感
这一时期的中国，同样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甚至威胁。1929年的美国经济危机，蔓延到世界上所有的市场经济国家；日本“田中奏折”泄露，发出了中国和东亚危机的强烈信号；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1932年日本又在上海挑起侵略；1935年，“华北事变”、“热河事变”相继发生。中国山河又处在破碎之中。
但是，这个国家几十年来徘徊于传统的农业与艰难的现代化之间，经济实力差强人意，科技水平急待提高，内部政局也不稳定，教育和人才严重地缺乏，虽然在军备方面屡向日本、俄国和德国学习，但显然不足以支撑一场全民族的战争，更不能确保胜利。
因爱国而忧国的陶行知，在这一时期的演讲和文章中，注入了浓浓的爱国情和教育改革的报国心，迫切地希望通过教育启导广大民众、尤其是青少年，促使他们能够快速成为现代高素质的国民，以可以团结起来，共同拯救危机中的国家。
[会考与考成]
统一考试是个好东西，中国人体会最真切。
隋以降，历代王朝出于选拔官员的制度性安排和周期性需要，统一考试选拔官员就成了必选，元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除外。
此后，主流或正统的文化人，即“士”，为考而学，为考而教，也促进了为学而考，为教而考，教育、考试和做官三者紧密关联。
全天下几乎所有知识分子，都朝着一个方向去用功：考取功名。
虽不能直接说是“千军万马”，但那个数年寒窗苦读的知识分子群体，周而复始的路径，就是：在家读、蒙馆读、同伴读、书院读、求师访友、一路赶考，乡试、会试，极少数的尖子生，还有殿试机会。有多少“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才子佳人故事，在话本和戏曲中不断地演绎，传诵。
不取者，往往多有辛苦三年又三年，多年以后再回首，看似不计成本，皓首穷经，偏向一隅，其实人在乡野，心系庙堂。通过科举考试，“王朝梦”和知识分子的“个人梦”紧紧联结在了一起，由此家国一体，君臣一体。
这是历史的现实一面。
唐至清，科举考试的最高荣誉层次：进士（所谓状元，也同属此列，其个体的诞生因素也多出偶然）
但是，我们也清醒的知道，统一的科举考试，虽然较规范地确保了王朝所需人才的数量和规模，但任何事，都是有利也必有弊。若将考中者视为人才，那么人才衡量尺度和方式也就极大地被单一化了。
“一把尺子量到底”的管理思维，在推进工作标准化方面值得推广，公平，透明，整齐划一。但是，人性复杂，生命个体独特，社会对人才需求丰富多元，这边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应该是宽阔的“大桥”），那边必然是科考之外无人问津，其他学问枉自凋零。
1934年，国民政府推行会考政策，以教育的标准化，本意是促进基础教育的整体推进，这其实也是现代社会各国多有采用的措施。所不能的在于，许多的国家和地区，并不是紧密地将会考成升学做几乎唯一的挂钩。政府的教育测量是一回事，升学的衡量则另有多途。
学贯中西，以美国教育博士身份归来投身中国教育改革的陶行知，却对于政府的这一政策给予了明确的批判：
“自从会考的号令下了之后，中国传统教育是展开了许多的滑稽的悲剧。
学生是学会考。教员是教人会考。学校是变了会考筹备处。会考所要的必须教。会考所不要的，不必教，甚而至于必不教。于是唱歌不教了，图画不教了，体操不教了，家事不教了，农艺不教了，工艺不教了，科学的实验也不教了，所谓课内课外的活动都不教了，所要教的只是书，只是考的书，只是《会考指南》！教育等于读书，；读书等于赶考。好玩吧，中国之传统教育！
拼命地赶啊！熄灯从十时延到十一时了。你要想看压台戏当然是必须等于十一时后。那时你可以黄金世界里看到卓别林的化身正在排演他们的拿手好戏。茅厕里开夜车是会把你的肚子笑痛。但是会考呆子会告诉你说：‘不闻臭中臭，难为人上人’。
赶了一考又一考。毕业考过了接着就是会考。会考过了接着就是升学考。一连三个考赶下来，是会把肉儿赶跑了，把血色赶跑了，甚至有些是把性命赶跑了。
不但如此，在学生们赶考的时候，同时是把家里的老牛赶跑了，把所要收复的东北赶跑了，把有意义的人生赶跑了，把一千万民众的教育赶跑了。换句话说，是把中华民族的前途赶跑了。
奇怪的很！这样大规模的消灭民族生存力的教育行政不是出于信仰而是出于敷衍，不是出于理性而是出于武断。我所接谈过的主考官没有一个相信会考。他们是不信会考而举行会考。”（1934年）
陶行知从理想的教育和多元的考成角度出发，提出：“创造的考成所要考成的是生活的实质，不是纸上的空谈。在下面所举的几个例子当中，我们可以知道创造的考成是一个什么东西。
（一）校内师生及周围人民的身体强健了多少？有何证据？
（二）校内师生及周围人民对于手脑并用已经达到什么程序？有多少是获得了继续不断的求知欲？有何证据？
（三）校内师生及周围人民对于改造物质及社会环境已经达到什么程度？有何证据？”（1934年）
当然，我们应当清醒地意识到，陶行知并不是反对选拔和精英教育，他本人就是通过选拔而成功的，他本人就是社会的精英。可是陶行知处所的时代的教育现实是：大多数青少年没有机会接受教育，国民中的绝大多数是文盲，国民的整体素质水平，想必对于这位著名的海归而言，与美国和日本，差距之大，让他备加忧心。
[小先生]
推行大面积的大众教育，平民教育，生活教育，乡村教育，老人教育，幼稚教育，师资从哪里来？培训来不及，引进不可能，总不能再等待。于是，陶行知提出的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观点是“即知即教人”和同伴互助，同时进行乡村师范的大力推广行动。而“小先生”制的创立，可能也是基于中国古代太学的教育机制。汉代的太学，博士很少，学生很多。由于技术和物质条件，造纸和印刷尚未诞生，书本很少，素材不多。太学里的日常教学，大债权上推行的教授体制，有点相当于现代学校里的“学长制”。
“教育最重要的成就是使众人养成一种继续不断的共同求进的决心。我们要使众人养成的态度是：活到老；做到老；学到老。”（1935年）
陶行知在国家最艰难的1939年，于重庆在前清庙宇之中，创办育才学校
教育的内涵和本质太丰富，关于教育的目的，也从来都没有一致的答案。陶行知上述言论，对于今天的教育者，仍然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学习的目的并不在于告别学习，而在于学会学习，持续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和能力的养成。
“小孩的力量很伟大，信仰小孩子能做小先生。”（1935年）陶行知热爱儿童、注意儿童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儿童被教育的迫切方面，更在于他特别注意儿童的主动性、自主性、创造性和自我教育性。不能不说，他深受杜威“儿童中心”理念的终生影响。
面对国家的危机日益深重，陶行知大声疾呼，全民族都应当是一个大学校，叫做“民族解放大学校”，其中只有一门功课，叫“民族解放教学做”。“这个大学也要办毕业，它也有会考。等到一切失地收回，主权恢复，中华民族完全得到了自由平等，我们就算会考及格，定期举行毕业典礼。”（1936年）作为一个典型的理想主义教育家，他不仅言传有加，更是身教不已，奔走全国，发动同仁，号召全体国民接受和参与教育，以提升自身素养，赢得拯救国家危亡的大胜利。
[生活教育]
陶行知眼中的“生活教育”，是生活的、行动的、大众的、前进的、世界的、有历史联系的。
他说，生活教育的第一个特点是生活的，让生活进入教育，在教育融入现实的生活之中。“是受过某种教育的生活与没有受过某种教育的生活，摩擦起来，便发出生活的火花，即教育的火花，发出生活的变化，即教育的变化。”生活教育又应当是行动的，“人类和个人的智识的妈妈都是行动。行动产生理论，发展理论。行动所产生的发展的理论，还是为的要指导行动引着整个生活冲入更高的境界。”还应当是大众的，“从真正的生活教育看来，大众都是先生，大众都是同学，大众都是学生。教学做合一，即知即传人。”
在前进的和世界的道理阐明之后，陶先生说，生活教育基于历史联系，必须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这是“每一个生活教育同志，当前所不可推卸的天职。”（1936年）
临近开学，一度相对冷却的一个个非常具体的教育话题，在身边和耳边，挥之不去。有时也困惑，教育人或参与教育的人群，所想之问题，所做之事项，到底有哪些与真正的教育，师生真正的成长有关？能不能做减法？能不能更优化？
可是，“很多事来不及思考，就这样悄然发生了。”
教育普及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而当人人都必须经历有组织的或自发的教育过程，全体国民也就必然牢牢坚守自己的教育话语权，于是，一个“人人都参与，个个有话说”的教育新局面出现了。教育的现状，也再难让所有人满意。
当人们对教育现状不满时，往往通过这样几个路径表达，：一是给出批评或用脚投票，二是坚守建设的使命徐图改进，三是在历史上寻找安慰以关照现实。
殊不知，世界各国在现代化到来之前，教育领域的一大现实，一律都是精英教育。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相异太多，从学习者而言，简要罗列可知：我要学/必须学；学不了可退/一个都不能少；更大的平台/不能确定；更好的境界/学会生存……
现实的困境，从来不可能在历史上寻找得到现成的答案，最多是获得启示或启迪。
当这一份读书笔记写成的时候，想起下次再翻开书，打开笔记本，全面的侵华战争就要爆发了。陶行知的艰难教育救国之路，也被迫迁移到了祖国的大西南，他依然“不舍昼夜”，投身“育才学校”的洪流之中。
密苏里号战舰（1945年9月2晶，东京湾，授降仪式在此举行，时任总统杜鲁门出生于密苏里州）
1945年的今天，是日本天皇代表在东京湾密苏里号战舰上对盟国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的日子。盟军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1880—1964）准备了五只派克笔，在这份历史性文件上签名，这位名将的后代、西点军校毕业生、曾经的西点军校校长，签名后将五支笔分赠刚刚获得日本释放的英国、美国将军、美国国会图书馆、西点军校和妻子。
二战中盟军太平洋战区最高司令官、五星上将道格拉斯 麦克阿瑟的经典造型照片
1945年，世界终于赢得和平。
1945年，中国成为战胜的“五大国”之一。
1945年，陶行知等收拾行装，准备回京，重新拾起，同样破碎的教育之“山河”。
[注] 源自下篇 相关文章补编：杀人的会考与创造的考成/中国普及教育方案商讨/民族解放大学校/生活教育之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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