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拾病历的时候，我常会想起亚飞。
那年夏天，我第一次见到亚飞。那时我正在医院实习，巨大的实习和考试的压力无时无刻不让我窒息，每天工作之余挤出一点点时间，在衣帽间里啃书，然后满头大汗的奔忙于病房和治疗室的各个角落，日子过得灰头土脸。
而我和亚飞的相遇，就在轮转到OT组的那个午后。亚飞躺在神经外科的阳光房里——所谓阳光房，是一个由大厅改装成的病房，里面有巨大的落地窗，正午之时酷热难耐，里面摆着十张左右的病床，躺着的都是已经做过手术的长期病号。而亚飞，就在满室的阳光里对我一笑。
神经外科的主要病症之一是脑外伤，亚飞正是此例，我的任务是帮他做上肢康复训练。在工地上干活的时候，他被一辆拉货卡车带倒，伤到了头和腿。这些都是坐在亚飞床边的母亲对我讲的，当我问及受伤情形，他已经不太记得发生了什么，只是断断续续的说，自己受了很严重的伤，开了刀，胳膊不会动了……眼看着他情绪有点激动，旁边一直黑着脸的父亲马上喝道：”你是不是下河摸鱼掉池塘了吗？你忘了？”亚飞眨眨眼，“哦，医生，我想起来了，当时水很深。”他别过头，试图用健手擦眼泪。父亲叹口气出门了，而母亲慢慢站起来走到远处窗前。我开始帮他活动肩膀，寒暄几句之后，他突然说：“大夫，我知道自己是被车撞了，我已经想起来了，别和我爸说，我怕他哭。”父子二人就这样彼此回避着事故的惨烈，我一时无言以对。
亚飞的胳膊并没有严重受伤，脑外伤也没有影响到运动功能，但是术后的忧郁，回避，让他长期保护性的抱着自己的胳膊，不愿让人触碰，仿佛那是一个可怕的伤疤。直到他的胳膊肌力下降，关节挛缩，然后真的不能动了。那时已经是手术后快两个月，他已经因为伤及脑部表现出了智力减退。
在我眼里，亚飞不像是个28岁的大人，更像是一个无助的小孩。在治疗期间，他时常说，“大夫，你看，外面在刮风，所以天快黑了，风把太阳刮走了。”“大夫，我中午吃了米饭，可是我怎么都想不起来到底吃了什么菜。”……略带童稚的话，让他愁眉不展的母亲也不由得发笑。我每次问他“21加7等于几”之类的问题时，他各种离奇的回答常让病友们开怀。
渐渐的，他开始能算到两位数，而他的胳膊也终于能打开，能屈伸肘关节了。我俩渐渐熟络起来，他有时候叫我“大夫”，有时又叫我“老师”，甚至叫我“姐姐”，我也慢慢知道他还有一个四岁的女儿，虽然我从没见过他的妻子。
每天下午，我来到神外，帮他活动，然后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我依旧没敢问他关于妻子的事，因为每次谈到家庭生活，他总是说“如果我这只胳膊废了，就不能干活，就不能养爸妈，不能养女儿……”对于尚未毕业的我，这种话题显然是太沉重了，我只能强做微笑，像哄小孩一样反复说“你要有希望，很快就能好起来，你看，最近不是好很多了吗？再做一次手指活动，我来帮你……”他不太能理解抽象词汇，“希望”这个词，显然让他消化了好几天。
时间慢慢过去，亚飞的肌力恢复得很快，五指越来越灵活。我开始教他用勺子，筷子，再到用笔写字。看着他一天天进步，所有人，包括他隔壁的病友，都为他开心的要命。而我却随着考试日期的临近和实习的压力不断积累，脸上少了好多笑容。总感觉这黑暗的日子永远不会过去，而自己如同一个溺水者，已经无力挣扎。
直到那天下午。楼上楼下跑了十几个回合之后，我瞅准机会，躲在衣帽间台阶上看书，疲倦很快涌来，居然一觉睡到快下班。惊醒后，我迷迷糊糊的脱下白大褂，准备背包走人，在大门口却看到了亚飞黑脸的父亲。“大夫，我们家亚飞还在等你……”我彻底醒了，套上白大褂，一边道歉，一边和他一起奔向电梯。
然后我就看到了坐在阳光房门口的亚飞，八月底的夕阳照在他的背上。他浑然不觉，正吃力的握着笔，另一只手艰难维持着身体平衡。我连连向他道歉，一抬头，却发现他在哭。“亚飞，你怎么又哭了？还记得要有希——望——吗？”我刻意拉长语调，想逗他开心。他抿着嘴，突然说：“大夫，我觉得，我好不了了……没希望了……”本来说好了近期就要做膝关节手术，可是撞人的司机却赔不出钱了。手术很可能要拖一阵子，而正在这个当口，我一直没见过的他的妻子，决定要和他离婚。亚飞哭一阵说一阵，我心里的隐忧渐渐成真，却还是如同冰刀，突兀的划伤了正在一点点变好的现实。
天渐渐黑了，阳光房里没人开灯，病人们都安静的躺在自己的床上，家属们打水打饭，乱成一团。我慢慢帮他活动肩胛，试图让他平静下来。那天的治疗时间很长，但我俩谁也没说话，坐在病床边，看着在远处坐着的他的矮小的母亲，任何安慰都显得苍白。在乱的不能再乱的安静中，我似乎触碰到了这个世界悲伤的核心。亚飞不断地伸肘，屈肘，伸腕，抬腕……那些沉重的东西离我们忽近忽远。我知道，在他童真的话语背后，他并不是10岁。那些只有成年才会遇到的滚滚现实，在他尚未完全恢复的大脑里，也许正在激烈的斗争和伸展，生根，仿佛是逼着他再次一夜长大。亚飞的父亲带着满身的烟味走进来，我拍拍他肩膀，说：“叔，我先走了。”
以后的日子，我俩仍是做着日常的治疗，而膝关节手术，成了我刻意回避的话题。我不知道亚飞那天沉默了多久，只是发现他开始自己下地，锻炼受伤的腿。我提醒了他几次不要过度疲劳，也就由他去了。他开始会写自己的名字，父母的名字，然后看着我的胸卡，学写我的名字——那只不会动的手，终于和正常人没什么区别。我知道，治疗期就要结束了。那天，阳光房一如往常的热，他妈妈一直在问着我的年龄籍贯，热心帮我介绍对象，拉我留下来吃煮玉米，说着各种絮絮叨叨的闲话。我看着亚飞在夕阳里笑，然后掏出枕头下的一份小册子。那是医院里的小广告，亚飞在页面空白处，认认真真的写了一行字：“感谢**医院医生WQ”，那是我的名字。旁边的字栏里，横七竖八的写着“希望”。
再见到亚飞，已是初冬。我已经轮转到别的科室，种种重压之下，居然也习惯了紧张的生活，静不下来的时候，我还会去神外阳光房看看。在走廊里，我遇上来复查的亚飞。也许是长期卧床，也许是药物作用，他胖的很快，头发剪得很短。隔着老远他就认出了我，依旧是憨傻的一笑，叫一句“大夫！”我问他恢复情况，他开心的伸伸手，做了个“OK”的造型。他的膝关节手术依旧没做，但他已经能自己走路。唠几句家常，我把他们送到医生办公室，然后离开。从此，我没有再见到过他。
考试结束，实习也结束了。我慢慢整理着病历，论文，仍是不时想起他，他只是一个不幸与命运短兵相接的普通人，况且最终的抗争结果也并不为我所知。可是那些平凡的，琐碎的东西又是那么辽远，如同夏日树荫间的点点白光，你知道，它们是一个个太阳。世界上的幸运儿很多，很多人能够张扬的说出宏大的道理，能够坦然的接受来自他人的艳羡，能够永远也不用去想潜藏在地平线以下的悲伤和忧愁。我却总是记得他憨傻的一笑，说21加7等于20，说自己怕父母伤心，说还有希望。也许，这才是我们正在，或者即将经历的生活。
愿希望长存，以此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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