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Key(调，一指乐曲的音调，二指钥匙，能为某种东西提供导入的设备或手段)三调，复调式的写作，三条途径或者是三个调，
1、作为事件的历史，已知结果的历史学家所理解和解释的历史，对过去经过高度简化和浓缩的历史叙述；
2、个人化的直接经历（直接参与者，参加义和团的农村青少年，外国传教士，天津、北京被围困的普通人，先是义和团围困使馆排外，后是八国联军野蛮报复）。在任何历史环境中，只有一部分人的经历被记录下来。而且这些记载至多是对亲身经历的概述、描绘和有水分的重塑，难以全面和准确。人们的历史经历是以感觉胃基础的，即通过感觉来认知世界。有时能够敏锐地体察到自己的感觉，但有时却疏忽了自己的感觉。过去的另一个特点是盲目性，参与“历史事件”的个人事先对整个事件的发展进程并无清晰的预见，盲目也造成往往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准备应付不可能发生的意外变故（未来是不可捉摸的）。
动机而言，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的意识包含着人的所有情感和目的。
历史学家的目的是了解和解释历史，神话制造者则从历史中吸取能量，为现实的政治或宣传目的服务，为深层次的心理基础造势。
3、神话是“人为虚构”或“不真实”的事情，神话制造者旨在从历史中找出个别的一些特点、特性或模式，把它们当做历史的本质，使之为政治、意识形态、自我修饰和情感等方面的现实需要服务。
历史，历史学家理解和解释历史，力图理性地叙述历史事件的真实；另外两种“认知”历史的途径则是作为个人的经历和作为象征意义的神话，主观性的角度，对于普通人而言，这两条路径更有说服力和影响力。
义和团运动是一个事件，在1900年这个时期中国历史状况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义和团在后来的历史还在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心目中形成了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的神话，自相矛盾的神话。义和团的言行使人容易联想到危险、排外、非理性和野蛮等等。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中国知识分子对义和团也抱有“迷信”和“落后”的负面看法。但20年代后，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的高潮阶段，许多西方人试图“以义和团主义”的复活来诋毁中国的民族主义，但中国的改革者已开始正面评价甚至美化义和团，说义和团运动的实质是“爱国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
作为事件的义和团代表着是对过去的一种特殊的解读，而作为神话的义和团代表的是以过去为载体而对现在进行的一种特殊的解读。历史学家为了说明和解释而把过去整理成“事件”叙述时，神话制造者出于不同的原因而从过去提取某些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信息，历史的直接参与者的想法、感受和行动（个人的亲历经验）。
史料、史识、史观，作家约翰.弗农所写的：“历史最终的不可知性”欺骗着对历史特别有兴趣的那些人；“人们强烈第感受到历史既存在又不存在，既是真实的又是虚幻的——是跟在我们身后的一个幽灵，当我们回过身去，它就消失了。”然而，正是历史的这种不确定性、不完整性和短暂性对历史学家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他们利用搜集到的证据和自己的所有想象力，努力去理解和解释历史。
历史学家重塑的过去最突出和最重要的特点：对历史的理解和解释，对事情的结果的预知，对于整个事态的全方面的了解。
一、事件——叙事化的历史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最初在起源地鲁西北发展积蓄力量，1899年冬，义和团越过直隶和山东的交界，高速地扩展到华北平原的大部分地区，甚至蔓延到东北和内蒙古。
义和团运动在高速发展阶段的一些鲜明特征，口号（扶清灭洋）、名称，降神附体仪式、刀枪不入的信念和仪式，“拳术”和气功，拳厂（农村地区）和坛（城市地区）为中心的松散组织形式，以及青年农名（其中许多是孩童）、季节性雇农和无业游民为主的人员构成等。
义和拳将大刀会的刀枪不入理念和神拳的集体性降神附体仪式合二为一，并在鲁西北流传开来。边区，三省交界地，基层政府软弱无力，土匪横行，士绅阶层的力量薄弱。大刀会原意，武装自卫，保卫家园。
边区的权力真空，也给野心勃勃的天主教教派——安治泰领导的天主教圣言会提供了在该地区建立和稳固传教点的机会。土匪，乡民，洋人，本土宗教和洋教，交错纵横。不法分子被教会的保护伞所吸引，教会又急于扩张势力，天主教和大刀会之间的摩擦和冲突就不可避免了。
巨野教案，圣言会的传教士韩理和能方济被一群手持刀枪的人残酷杀害，引发此教案的确切原因一直没有搞清，但后果却是极其严重的。因为此时，清帝国早已因甲午战败而变成任人宰割的弱国，新兴帝国德国则急于寻找借口抢占远东的殖民地，德国利用此教案为借口，强迫清政府签署协议，让出了胶州湾。英国、日本和其他列强都纷涌而至，帝国主义列强都急于抢占和瓜分中国，对于社会各阶层民众有可能越来越强烈第感受到列强支持下的天主教会的权力。教案引发事态更加严重后果，一方面它加重了不信教的中国人对教民及其靠山——洋人的愤怒和仇恨情绪；另一方面，它促使中国官府采取更加严厉的政策对付所有试图把憎恨情绪转为公开的反教行动和民间团体。
民教关系日趋紧张，而且拳民与官府的对立也越来越严重，鲁西南地区的神拳运动被镇压（官府处死首领遣散会众，德国政府也明确表示不支持教会飞扬跋扈的行为），而鲁西北的义和团越来越公开化（鲁西北，十分贫穷，没有商业贸易，不存在士绅阶层，大量贫困人口外出逃荒，秘密宗教和巫术大行其道）。神拳或大刀会初衷是维护正统的社会伦理和道德观念，保卫家园，也包括行医治病。降神（萨满教巫术）获得神助，替人治病和驱邪。1899年春越来越多地卷入与教民的暴力冲突以后，降神的主要目的就由治病变成了刀枪不入（现实的需要，洋人有洋枪，也可能是受了大刀会的影响）。自然灾害令神拳发生了剧变，严峻形势变得更为险恶，反教，反洋人，蔓延到华北平原的许多地方。
导致义和团运动高速发展的因素：
1、降神附体活动，简单易行的降神附体仪式，四处流传，请神附体，拥有神力，对于生活在中国社会最底层的民众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极容易传播。同样它也阻碍了义和团运动成为更集中、更有组织性和更持久的运动（相较于太平天国运动）。罗伯特.韦勒写道：“不受任何约束的降神附体仪式（比其他宗教沟通方式都容易掌握），削弱了所有的权威。”这个特征也预示着义和团在华北的飞速发展和土崩瓦解也迅速甚至完全消失的状况。
2、1898年冬季依赖殃及华北大部分地区的干旱是促成义和团运动飞速发展的第二个因素。干旱，年轻人无活可干，整天无所事事，心烦意乱，人们参加义和团反倒可以填饱肚子，也是义和团吸引人的另一个原因。饥荒引起的普遍忧虑情绪会使人们更愿意冒着生命危险采取极端行为，也使他们更容易相信某些人对现实问题的宗教解释：不下雨是由于神发了怒，神发怒是由于基督教和其他洋物泛滥成灾。普通民众对洋教和参加洋教的追随者（教民）固有的恐惧感和敌意普遍存在，危机加剧，上面的敌意和排外情绪更容易爆发出来，失去控制，迅速蔓延开来。
3、官府的立场，摇摆不定的立场，对待义和团，朝中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朝廷的犹豫不决以及民众的普遍支持使义和团得以发展壮大起来。
4、第四个因素就是义和团运动本身，人多势众的义和团和从众爱热闹的人群，更加快速蔓延开来。
巨大团体情绪发泄和泄愤的目标又是何方，直隶地区的特殊环境使之成了排外和反教运动的中心。直隶最大的两个城市北京和上海有不少外国居民和使馆。铁路和报业在直隶的出现，运输业和其他一些行业的人失了业，直隶地区传教士最活跃的地方去，教民数量远远超过了10万。
大部分义和团员是北京和天津附件乡村的青年农民，他们因持续已久的干旱而无事可做，心里既惊且忧，因此大量涌入天津。
义和团引发的国际战争
义和团、外国政府和中国当局三方互斗的局面，地方上的骚乱和暴力日益增多，但中国官府的态度总是模糊不清，列强对中国政府感到失望和不满，他们为了向清朝政府施压，在大沽炮台，集结军舰，再弹炮舰外交。
中国政府一方面受到列强的推动，另一方面受到义和团的推动，且后者的推力更大。当直隶的骚乱越来越频繁和严重时，官府和义和团的直接冲突就不可避免，始终犹豫不决的官府给义和团运动推波助澜，民众的排外情绪日益高涨。义和团暴力活动针对教民、教堂和教民住宅发展破坏铁路和电报、以及一些洋物。斗争形势越来越向战争方向发展，外国军舰集结大沽口外，对洋人、铁路和电报的直接攻击，通往北京和天津的道路上义和团数量越来越多，持续已久的严重干旱。6月初，官兵和义和团的惨烈激战，急剧恶化的形势，危机把中国和列强推向了战争。情况越演越烈，被列强欺压多年的慈禧太后本已荣休，失败的戊戌变法，导致不听话的光绪皇帝被幽禁在瀛台，慈禧太后再次复出，外国列强纷纷表示质疑和施压。义和团或许意味民心，列强过于强硬，干预国事，慈禧太后和她所代表的满族顽固派庄王、刚毅和端王等，出于何种考虑，清廷于6月21日，向世界发出“宣战”诏书，义和团被正式称为“义民”，义和团运动从华北蔓延到山西和河南，以及华北之外内蒙古和满洲。
东南互保，封疆大吏未执行朝廷的诏令，而与各国驻上海领事馆达成了和平协议。山西则在坚决排外的毓贤主持下，处死应召到省城太原接受保护的洋人以及大量教民。内蒙古也处死了许多洋人和教民。1900年夏季和秋初，俄军在占领整个满洲后，恢复森严的秩序。河南的暴力活动也持续很久，河南也经历了长达数月之久的干旱，主要破坏限于焚烧教堂。
“义和团战争”，西方的阶段，西摩尔援军的行动、外国军队对大沽炮台的进攻，中俄在东北三省的冲突。接着便是第四阶段，八国联军登陆大陆，天津之战，聂士成的军队和日俄军为主的联军展开的搏杀；第五个阶段是对北京的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的围攻。8月4日，八国联军才正式出动，联军节节胜利，匆忙集结的清军节节败退。8月14日，联军进入北京城，此时大多数义和团已经抛弃武器，脱掉象征义和团鲜明的服饰，回到老百姓中间。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和一些朝中大臣乔装成百姓，向西安逃亡之旅。“义和团战争”的最后阶段，联军四处进行惩罚性征讨，军事行动扫荡，死亡恐怖弥漫着直隶地区。
《辛丑条约》签订，中国支付惩罚性赔款4.5亿两银子。慈禧坐着火车回到北京，但清王朝的虚弱本质完全暴露了，改良派和革命派力量得到了加强，清廷尽管不情愿，但还是1900年以后开始执行一项改革计划，改革范围远远超出以往，坚决的改革最终也将终结清王朝。
二、经历——人们经历的过去
人们的历史经历是以感情为基础的，即通过感觉感知世界。真实的过去包含着许许多多不同的经历，其中一部分是重要的、关键的、值得记住的、明确的，另有一部分（常常重复发生）是辅助性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盲目性，参与“历史事件”的个人事先对整个事件的发展进程并无清晰的预见。他们不知道局势会如何演变，致使他们以根本不同于历史学家事后回顾和叙述历史的方式来理解和认知他们自身的经历。盲目性的一个后果，便是花费大量时间和经历准备应付不可能发生的意外变故。最后，所有的经历都受到地理空间的严重制约。
复述的历史，神话的历史，亲历者的历史，历史学家的目的是了解和解释历史，神话制造者则从历史中吸取能量，为现实的政治或宣传目的服务，为了深层次的心理基础造势。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的意识包括着人的所有情感和目的。
对于华北平原的千千万万民众而言，1900年春天从几个方面来看都是非同寻常的。华北平原的许多地区持续干旱，使许多人饥肠辘辘，疾病缠身，并使更多的人提心吊胆，焦虑不安。洋人和洋物越来越多，其存在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时间表现出来。外来者的恐惧，破坏了原有的秩序和平衡，神发怒了，天谴。在此背景下产生的义和团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这种背景做出反应），以降神附体为中心内容的民间宗教信仰，以及拳术和法术，都反映了旧世纪结束后人们越来越强烈的彷徨和焦虑情绪。
中国一直存在着排外主义的潜流，但是，只有在外部环境发生动荡，某个社区或地区的力量均衡状态被打破，这股潜流才能活跃起来。在世纪之交的华北，对干旱的忧虑——的时候，绝望的人们就会想方设法发泄不满，环节危机，外来者往往首当其冲。
义和团生活的社会环境充斥着对宗教和神术的信仰和实践活动。义和团依靠这些信仰和实践活动在充满危险的社会环境中力求自保。
义和团，核心降神附体的民间宗教植根于儒道佛三位一体的民间文化，西方对中国民间文化的严肃认真的研究，其中一个结论时，在乡村地区，“世俗”与“神圣”的严格界限（近代的西方人看重这个界限）是不存在的。（似乎在百姓跟神仙做着商业交易），中国民间宗教的神祗的这类“日常工作”以及中国人对待神的这种漫不经心的实用主义态度，宗教信仰和宗教互动遍布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各个层面。
2.1 降神附体仪式
约翰逊对“戏剧”和“仪式”的关系加以研究得出了如下的结论：这两种习俗——他认为这是帝制时代“百姓生活中最重要的习俗”——极为相似，因为二者都有一个根本的特点：表演。约翰逊进而写道：“戏剧作为一种主要的比喻方式，比仪式拥有更大的优势：戏剧描述生活的所有方面，被有意演得‘栩栩如生’。当戏剧占据支配地位时，宗教活动和中国人的其他活动就开始被‘戏剧化’。”
义和团的传播方式，没有严格组织系统和领导层次的“辐射型”传播，是人们对于某种标本行为的模仿和追从。戏剧化的仪式。
参加人多为年青人，在多数文化环境中，年青人比成年人更易于屈从于群体的压力，参与到集体运动中去，甚至在狂热气氛中“迷失自我”。
饥饿，当时华北的许多民众都经历着严重的饥饿，导致降神附体仪式迅速传播的第二个因素。
2.2 法术和污秽破法
2.3 谣言和谣言引起的恐慌
拉尔夫.L.罗斯诺，谣言是“夹杂了个人对世界主观臆测的公众信息”，谣言“表达了试图认知生存环境的人的忧虑和困惑”。他认为，谣言的产生和流传是下面四个因素：个人的忧虑，大众的困惑、轻信盲从和“与结果相关的参与（他值得是每一个人地谣言的内容是否真实所作的判断）”。
谣言与闲话的区分，闲话是人们之间的闲谈，像是一种智力型的口香糖，而谣言里面含有实质性的感情因素。与我们的目的更有关系的是区分谣言和信仰，通常我们认为谣言是四处流传的，而信仰是内心坚持的。就定义而言，谣言包含的是无法核实的信息，而信仰则一般不存在求得证实的问题。当然，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对信仰也并不是深信不疑，他们也许会因形势所迫暂时皈依宗教信仰。当形势彻底改变后，他们就会放弃信仰。原已有之的信仰也许会影响人们对谣言的接受程度，以及人们对听到的谣言添加什么的内容。
忧虑常常能引起谣言，也会因谣言进一步加重。可以把谣言视为“一种机会主义的信息病毒，因能够引起使它得以广泛流传的忧虑情绪而高速蔓延。”
罗斯诺断言：“在一个变化无常的环境中，谣言会广为流传，因为谣言可以消除认识上的不确定性带给人们的紧张情绪。”
富塞尔说：“在所有人都迷惘和部分人都有死亡危险的情况下，谣言意味着希望，意味着可能会有奇迹发生。与任何故事和猜测一样，谣言可使毫无意义的现实多些色彩。即使是令人悲观和恐怖的消息，也比难以捉摸的现实强。”
种种谣言的作用很复杂，很矛盾。一方面，它们加剧了世纪之交由其他因素在人们心中造成的恐惧和忧虑；另一方面，它们又可缓解人们的紧张感和心里压力。因为它们既能使众人分担个人的忧惧，又能把众人的忧惧转化为对可恨的洋人的愤恨情绪。
2.4 死亡
先是教徒遭受了牺牲，后来，为教徒复仇的军队则大肆掠夺，大开杀戒。
三、作为神话的义和团
舒衡哲重新评价五四运动时她写道，五四运动“实际上是为数不多的一批知识分子为唤醒自我而进行的一场软弱无力且混乱不堪的运动。”
对过去的神话化有许多中形式，1）普通型形式，是指各个社会的普通老百姓头脑中贮存的大量历史形象的神话化。2）修改自己的生平经历，即是说，我们经常修改我们以前的生活经历，使之符合和适应我们的自我概念在生命长河中的不同阶段的不同变化。3）涉及历史题材的诗歌、戏剧、小说、艺术和电影对历史的神话化。
义和团的神话化，三个阶段，新文化运动时期（五四运动以前）、20世纪20年代反帝斗争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
3.1 在新文化健将的作品中有一个共同点：站在西方的科学和理性的角度，居高临下地贬低义和团的迷信活动。蒋梦麟称义和团是“倡言法术的狂热的偶像崇拜者”。陈独秀，阐述了产生义和团的原因：第一是道教，种种邪说，普通社会都是历代阴阳家、方士、道士造成的；第二是佛教，佛教哲理承认有超物质的灵魂世界；第三就是孔教，义和团所标榜的“扶清灭洋”和“尊王攘夷”道理一样；第四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中国戏，戏剧里的神仙和英雄；第五乃是那仇视新学妄自尊大之守旧党。
中国问题的根源深藏于中国文化中。
3.2
新文化倡导者把义和团视为落后、迷信和非理性的一群，五四运动以后人们又把义和团视为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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