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叔和他的打工岁月

文叔和他的打工岁月

文叔是我邻居，也是村子里为数不多的和我有共同语言的人。

我之所以和文叔有共同语言，是因为他和我一样也是一名文学爱好者，喜好读书，亦喜欢写作，文叔虽是一名只有初中文化的打工者，却在诸多报刊杂志上发表过诗歌文章。我回家时经常会和他交流一些读书心得和写作经验。

五一节回家，在天津打工多年的文叔也回家了，在门口碰到了文叔，我便又和他攀谈了起来。文叔说他年纪大了，思乡之情日渐浓烈，不愿再在外漂泊了，准备辞去天津的工作回到武汉打工。

和文叔的这次聊天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在这短短的两个多小时里，这位年逾半百，鬓角斑白，额头爬满皱纹的中年男人向我讲述他自己，讲述了他颇具传奇色彩的打工经历。

我出生于一九六三年九月，老家是位于龟峰山系燕子寨脚下的一个小村落，父母皆是农民，下边还有个弟弟和妹妹，小时候家里穷，日子过的很是清苦。

六岁那年，父亲送我去五里外的村小学上学，校长看着骨瘦嶙峋的我对父亲说，孩子太小了，山路又远又危险，碰到个刮风下雨天，连雨伞都撑不住，不安全我也不放心，过两年在送过来吧。于是，我八岁才上的小学。

上小学那几年，正值文化大革命，大学都停办了，国家也不重视教育，我们在学校也是玩玩打打，边上学边参加生产劳动，学校动不动就放假，也没学到什么文化知识。

七六年毛主席逝世，我当时上五年级，学校停课两个星期，村里在小学门口的广场上布置了灵堂，全村的人都带着白花和黑袖章前来悼念毛主席，大家都哭的很伤心。玉皇山上的六一二部队有台黑白电视机(那时村里没有人家有电视机），晚上村里好多人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去部队看毛主席追悼会。那两个月，全国人民都陷入了悲痛之中。

小学毕业后，我又上了三年初中。十七岁那年初中毕业，其实我也是可以上高中的，那时上高中几乎不用交什么学费，国家还有生活补贴。但我家境贫苦，父母皆在家务农，干农活很是辛苦，而且那会刚恢复高考，大学录取比例极低，我觉着自己考大学也没什么希望，就想着早点走入社会，做点事情挣钱养家，减轻父母负担。

那会真是艰难啊，刚改革开放没两年，国家经济还是很落后，江浙广东一带也没什么工厂，不像现在流行外出打工。农村年轻人只有两条路可以走，要么在家学门手艺，瓦匠，木匠，石匠之类的，要么外出去当兵。我不愿待在家里，就选择去当兵。八一年，我十八岁，验兵也验上了，被分到了吉林省吉林市的一个部队。麻城被分到那边的总共有二十多人，九月份的时候，我们一起坐部队汽车到武汉，又从武汉坐火车到北京，再从北京转火车到吉林，一路上花了三天三夜。

到部队后，先集训了半年，主要是一些基本的军事技能，立正，敬礼，正步走，齐步走之类的，中间还去长白山拉练了半个月。长白山磅礴伟岸，圣洁隽永，是满族的发祥地和圣山。集训结束后，我被分到了文职部门，做文秘工作，主要负责部队的宣传栏，黑板报的制作，部队报纸刊物的编辑，部队文艺活动的组织策划，有时还会去基层连队采访。

在部队的工作倒也轻松，每个月还有几十块钱的补助，唯一让人难受的就是这边的天气和饮食。东北的冬天特别寒冷，从小生长在南方的我，哪里受得了，这边平日吃的都是面试，高粱和玉米，我从小吃惯了米饭，所以在饮食上也很不习惯。不知不觉，在这边服役了五年，麻城一起来的来的老乡陆陆续续都退役了，我也动了退役的念头，八六年十月，我退役了，离开了部队，重新又回到了麻城老家。

当我推开老家砖瓦房大门的时候，看到父母又苍老了许多，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我可是有五年没见到他们啊，五年，那是多少个日日夜夜。彼时，妹妹十六岁，弟弟十八岁，都已经没有上学了，皆在家务农，看着一家人活得如此艰辛和绝望，我的心情又沉重又迷茫。沉重是因为我感到身上的责任重大，作为家里的顶梁柱，需要努力挣钱改变家庭的困境；迷茫是因为我不知道该通过什么途径，该做些什么事情来挣钱。

开始的一段时间，我帮父母干了几个月农活，后来觉得这不是长久之计，于是我决定去做点小本生意。那几年，我贩过茶叶，收购过竹子和桐子，还做过药材生意，就是在龟山镇的各个村子里收购各种经济作物，然后卖到城里，赚个差价，赚的钱也不多，勉强度日。我是八九年，二十六岁结的婚，儿子是九一年出世的。

就这样，我在家呆了七年，日子过的不温不火，到了九三年的时候，国家经济形势越来越好，江浙和广东一带兴起了一大批工厂，外出务工潮开始兴起，县城里出现了大量的劳务中介机构。我和弟弟妹妹商量决定外出打工，我们决定兵分两路，我北上北京，弟弟妹妹南下广东，万一一方不成功，另一方也可以来投奔。

表哥的一位战友在一家劳务中介所上班，他给我介绍了一份北京的工作，同行的有十来个麻城老乡。到了北京之后我们才发现这是一场招工骗局，车费钱，住宿钱，中介费，体检费，将我好不容易凑够的三百多块钱给花光了。我当时心里那个气啊，回到麻城后，一行人立马就找到了中介所，我们在中介所大吵大闹，差点打了起来，最后警察来了，中介所赔偿了我们所有的损失。

几天后，我就去了广东东莞厚街镇，那会弟弟妹妹已经在东莞找好了工作，租好了房子，妹妹在电子厂，弟弟在沙发厂。我去后，直接就有住的地方。我们算是麻城最早的一批外出务工者。

来东莞没过多久我就开始找工作了，劳务所把我推荐到了杰兴鞋模厂，这个厂是亚洲第二大鞋模厂，专门为阿迪，耐克，彪马等公司生产鞋模。老板是一位台湾人，叫邱显耀，是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后代，如今任台南县县长，是国民党党政要人。

我本来应聘的是保安职位，但到了厂里后，接待我的却是厨师长。我当时有点莫名其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厨师长把我拉到一边对我说，看了你的资料，我想让你跟着我干，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你是麻城人，而我是河南固始县人，隔的非常近，算是半个老乡，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你在部队做过文秘工作，我虽是厨师长，但没什么文化，食堂的工作总结，工作计划，菜单安排我都不会弄，希望你在这方面能帮帮我。你教我文化知识，我教你厨艺，我们互相帮助。就这样我去了厂里的食堂当厨师，当时的工资是八百块钱一个月。

我在食堂一共干了两年，第一年切菜，第二年炒菜，有时还会整理鞋菜谱写些工作总结。我和别的厨师不一样，别的厨师下班了就是喝酒打牌，我从来不喝酒也不打牌，下班了就呆在宿舍看书，我还买了几个笔记本，把自己的读书心得都写在上面，厚街中学旁边有家书店，我放假了会去那里买书看，在这期间我阅读了大量的诗歌小说。除了读书，我还尝试着写作，在佛山文艺，打工族，江门文艺等杂志上都发表过一些作品。

九五年国庆节的时候，因为一件事情，我离开了食堂，去了生产管理部上班，工资给我涨到了两千五。

那年国庆节刚好和中秋节碰到了一起，工厂连续好几年都赚了好几个亿，邱老板当然高兴啊，遇到这中秋国庆佳节，邱老板决定连放七天假，厂里员工大吃大喝七天，还要举办文艺晚会。晚会需要人来组织策划，可厂里一时半会找不出这么个人来，于是就在布告栏上张榜求才，一直到第四天都没人揭榜，老板大发雷霆，对下属说道，厂里招了这么多大学生，怎么连个策划晚会的人都找不到。

我看到求才榜之后，决定去试一试，因为我在部队也策划过文艺活动。晚会要求在舞台上挂一幅对联，要求把工厂名字杰兴二字嵌入进去，我花了一上午写了五幅对联然后去找老板。老板对其中的一幅非常满意，了解了我在部队的经历之后，立即决定把这事交给我办，本来预算是五千，老板给了我一万。

晚会的布景，舞台，灯光，音响都是我一手操办，晚会自然办的很成功，老板相当满意。感叹说，这么个人才怎么放在了食堂，立即指示将我调到生产办，工资也给我涨到了两千五，九五年这是很高的工资了。

在生产办，我主要负责公司的生产管理，生产计划安排，工作总结，工人培训等工作。九六年的时候，我把老婆孩子接到了东莞，老婆也在镇上的制衣厂招了份工作。我在杰兴一共干了十八年，从三十岁干到四十八岁，人生中最精华的时光都留在了这里。

二零一一年的时候，马英九连战邀请邱老板去从政，邱显耀作为国民党候选人参选台南县县长，最后顺利当选。邱老板决定撤资并把厂卖掉，厂里的员工大多都被遣散，我拿到了七万多块钱的遣散费，我当时是非常伤感的，因为我对杰兴还是有很深的感情的，可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就这样，我失业了，又回到了老家麻城。

那时我家已经从山上搬了下来，在村街上盖了栋楼房，父母已经去世，离家的这十八年来，我回家的次数很少，故乡对我来说既熟悉又陌生。我在家呆了半年，拜访了很多多年未见的亲朋好友。

在家呆久了也觉得无聊乏味，我决定去天津打工。一个战友在滨海新区的一家汽配厂当小组长，让我过去跟他干，工作内容就是负责维修厂里的机械。我当时已经快五十岁了，工作很难找，就去投奔了战友。我本来没有做过机械工作，就跟着战友从零学起，在那边一直干到现在，算下来已经七个年头了。

我今年已经五十五岁了，身体越来越差，儿子已经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了，去年谈了个女朋友，准备年底结婚，我也不用再为他操心了。人年纪越大就越发思念故土，我不愿再在外漂泊了，打算在武汉找份工作，钱多少钱无所谓，离家近一点，回去也方便。一个老乡帮我在中建三局找了份保安的工作，准备五一过完就去上班。

光阴似水，韶华易逝，人的一生快的很啊，一下子就老了，我这辈子去过很多地方，做个很多种工作，也认识了很多人，可谓是看尽世间百态，尝尽人间冷暖，心里头最惦念的还是故乡和家人。在外打拼最重要的就是要待人真诚，做事要勤奋踏实，文化知识也很重要，需要不断的学习提升自己。

在暮春五月和煦轻柔的微风里，我听文叔讲完了他平凡却又坎坷的打工经历。我想一个男人的一生就应该如他一样，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与天下豪俊交游，不停的尝试，不断的体验。在完成自己家庭责任的基础上，努力让自己活得更有意义。男人的一生或许会很平凡，但不应该平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