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了又改，始终觉得没能把曾国藩讲明白，所以一直没发出来，直到我看到中访网记者对话中国社科院刘绪义教授说的一句话“从19世纪下半叶以来，曾国藩就是一个似乎难以回避的话题。我在《曾国藩与晚清大变局》一书中就有一个标题是 '说不完的曾国藩' ......”，是啊，曾的一生充满着戏剧和传奇，我怎能苛求只通过一本书来穷尽曾的一生，道尽曾的故事，所以接下来我只和大家聊聊我所了解到的曾国藩。
它来的很巧，它是我在读白岩松的一段文字中来的，白岩松这样写道：
“我记得我故意将它读的很慢——当你遇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是不愿意太快跟它告别的。只剩下最后几页的时候，我一个人在地下室的宿舍里，看着从半层窗户中透过来的光影，慢慢在墙上移动。随着光影终于移走了，才合上这三卷本，就像完成了一次漫长的人生马拉松。”
到底是怎样一本书，能让白岩松老师都如此推崇，我怀着十分的好奇心去拜读唐明浩老先生的《曾国藩》，这便是和这本书结缘的故事。
01
世人对曾国藩的评价
世人对曾的评价毁誉参半，有人誉之为传统士大夫追求最高境界“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的道德完人、儒林楷模，世人称之为“中国最后一位大儒”；更有两党领导人对曾的共同推崇和爱戴：毛泽东言“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而蒋介石亦将曾国藩家书作为统兵教子的锦囊。
也有人谳之为汉奸、刽子手，其中尤以范文澜先生的激烈言辞为最，而范老先生写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更是收录入《中国近代史》上册，这些偏颇的观点作为历史教科书影响了几代人对曾的评价，尤其影响了尚未树立正确历史观的青少年（现在想想，我们这一代人不正是读着这些历史教科书的过来人，深受这些囿于当时政治环境而拾人牙慧的观点的影响）。
“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这是章太炎先生说的，他把世人对曾国藩毁誉参半的评价浓缩为这两句话，私以为这是迄今看到的对曾最中肯的评价了。
02
性格刚强的“曾剃头”
1852年，43岁的曾国藩奉旨离京赴赣，充任江西乡试正主考官，途中得母讣闻，于是回籍奔丧；后因太平军（长毛）作乱四起，在各方游说下墨绖出山，办湘勇创水师，但因其性格刚强，在长沙与绿营龃龉斗法，在南昌和地方官员争强斗胜，最终为湘赣官场所不容，以至于办事起来多方掣肘，处处碰壁，在江西战局屡次失利后心灰意冷，忽闻父丧，遂趁此机会扔下江西这副烂摊子回籍丁忧守制。
这个阶段的曾国藩坚决地相信“治乱世须用重典”的古训以及从严治军的必要性，他由孔孟儒家弟子摇身一变为申韩法家之徒，他认为自己奉皇上之命办团练，名正言顺，只要己身端正，就可以正压邪，什么事都能办好。而曾不仅用自己信奉的一套标准来要求自己，还用来要求别人，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曾和咸丰皇帝之间发生的一个小故事：
咸丰皇帝登基不久后，为彰显自己广听言路是一代圣君，于是下诏求言。本来作为臣子，你随便说说圣上你不要太忧心国事不要太劳累整个大清国都靠您一个人撑着这类官话不就行了，偏偏年轻时的曾国藩正正经经的上了一封奏折，直接指出咸丰的三条缺点：第一条是见小不见大，小事精明，大事糊涂；第二条是徒尚文饰（只喜欢搞表面那一套），不求实际；第三条是刚愎自用，饰非拒谏，出尔反尔。咸丰一看当然炸毛了，当即要下旨砍了曾，幸好被周边的人拦住了，曾才侥幸捡回了一条命。
而在现实生活中，像年轻时的曾一样的也大有人在，他们有着美好的理想，有着自己的一套道德标准或行事准则，认为只要自己的出发点是好的、目的是好的，那么他们的做法就理应被接受，而这样的做法会不会忽略他人的感受，会不会损害他人的利益，这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
上次和CC吃饭，她跟我说起她的一个同事K：K是公司新来的人事部同事，她是那种特实诚、只认死理的人，在第一次整理月度考勤记录表的时候把那些迟到几分钟的老员工都记成迟到（而这些老员工之前这样迟到几分钟的行为都是上司看在眼里并且允许的，但新来的K不知道），迟到是要扣绩效的，老员工当然不干，和同事K一起到上司面前理论，但同事K依旧振振有词说是遵守公司规章制度为了公司的发展好，当时他们的上司那是一脸大写的难堪。这件事后来也不知道怎样平息的，但这件事后，同事K在公司中并不怎么受人待见，而K受了两个月的闷气也愤愤离职了。
无论是曾国藩直言咸丰差点丢了小命，还是CC的同事K以公司规章制度办事反招致同事不合，他们都是以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甚至在没有认清自己所处的环境以及搞情况整个事实情况的前提下要求他人执行自己的那一套标准，而你的这套标准可能压根就不是他人心中的那一套标准，这就会置他人于一个难堪、尴尬的境地，导致的结果就是所有人都不待见你，所有人都在自己的分内给你难堪。
03
身段柔软的“曾中堂”
在家丁忧守制的一年中，曾国藩细细品味《道德经》、《南华经》，经过读书、沉淀和思考后，曾意识到了自己性格的缺陷。1858年曾再次出山后，他完全改变了之前的行事待人方法，从而使得境况大为好转。
曾以前和别人打交道的方式是看谁哪都不好，而再次出山的曾和别人打交道的方式就要柔软的多，不像之前那么刚性：
1858年咸丰皇帝又要曾国藩夺情出山、领兵作战，而这个时候的曾一改之前和咸丰打交道的方式，之前是皇帝你不给我督抚大权，我就不接受领兵，您爱找谁领兵找谁领兵去；而现在是皇帝的诏书六月初三刚下，他六月初七就启程了，也不讨价还价了，见诏即起行。
而和同僚相处时腰身更是放得很低：曾二度出山前去拜会了自己将来要打交道的从督抚大员到最底层的武将（当时武将的地位是远不及文臣的），而且名曰请求同僚指导，这跟之前经常和各级官员争强好胜的曾国藩相比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
身段柔软的曾让我想到一个人，那就是《琅琊榜》中玲珑公主之子誉王萧景桓，他是可以与当朝太子分庭抗礼的七珠亲王，是在群臣拥戴的可能未来储君。而他何以达到这样的地位，正是他上可取悦圣心，下可礼贤下士。他把自己腰身放低，亲上琅琊阁求锦囊，多次向梅长苏求教、送礼。而受到这样的高礼遇梅长苏也是有感慨的，如果不是因为梅长苏和誉王的立场从一开始就是对立的，那么麒麟才子择主的必然是誉王。
曾再次出山的柔软身段成就了他的内圣外王，而誉王的礼贤下士也是有可能得麒麟才子而后得天下的。我在这里并非宣扬放低身段就能成功这样充满破绽的理论，而是想说放低身段待人处事的方式会让我们觉得更舒服，放低身段并非卑躬屈膝，而是不卑不亢的向他人传达自己的善意；放低身段也并非放弃原则，而是在坚持自己原则的前提下用一种更柔顺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04
时代的牺牲品
1864年，为使朝廷安心，也为了自己忠君爱国的形象，曾不理会下属“江南半壁无主，我公可有意乎”的建议，开始裁撤湘军；
1870年，朝廷命其处理“天津教案”，曾国藩发布《谕天津士民》，对天津人民多方指责，诫其勿再起事端，随后释放犯法教民和涉案拐犯，此举不仅在天津更在全国掀起舆论，卖国贼从此扣在曾的头上；
1872年，曾得知六弟于庐山逝世的消息，后悔自己当初为了“满门忠义”的名号，怕冒欺君之罪的风险，命令从战乱中侥幸逃生的六弟不得归家与妻儿团圆，害得六弟只能青灯黄卷守古观，最终客死他乡。
曾国藩生活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时代，他其中一层身份就是熟读四书五经的传统儒学士大夫，忠君爱国等思想根深蒂固，这也是曾功成名就后选择裁撤湘军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说曾是卖国贼则源于天津教案，天津一案曾的处理方式因当时时局不得不偏向法国从而引起天津乃至全国民众不满。
可是我们要注意到这一点，曾在一开始以身体孱弱为由想推掉这份苦差事的（而他当时身体状况也的确很差），但是慈禧坚持要求曾处理此案，而此案所有的处理决定最终都是由慈禧敲定的，但是卖国贼这样的骂名则由曾来背负，我觉得这样的评价对曾是不公平的。
这让我想到曾的学生李鸿章的人生轨迹和曾是何其相似，考取功名，仕途通达，官至极品，但同样落得卖国贼的骂名。如果天津教案不是派曾处理，《马关条约》不是派李签订，同样会有人被朝廷任命去处理，而他们也同样会背负上这样的骂名，这是那个时代的悲剧，而曾和李这对师生不过刚好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牺牲品而已。
05
盖棺未必定论
最后引用梁启超为李鸿章作传结束，梁开篇即云：
“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虽然，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千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常人而论非常人，乌见其可？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
语曰：盖棺论定。吾见有盖棺后数十年数百年，而论犹未定者矣。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论人者将乌从而鉴之。曰：有人于此，誉之者千万，而毁之者亦千万；誉之者达其极点，毁之者亦达其极点；今之所毁，适足与前之所誉相消，他之所誉，亦足与此之所毁相偿；若此者何如人乎？曰是可谓非常人矣。其为非常之奸雄与为非常之豪杰姑勿论，而要之其位置行事，必非可以寻常庸人之眼之舌所得烛照而雌黄之者也。”
私以为此论非独李鸿章，加之以其师曾国藩也极为贴切。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