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孔子与《论语》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0日），名丘，字仲尼，出生于鲁国陬邑（今山东省济宁市曲阜市尼山镇境内），东周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其儒家思想对中国和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
孔子曾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晚年修订了《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乐》已失传）。
相传孔子有弟子三千，贤弟子七十二人。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了《论语》，至战国前期成书。
《论语》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
《论语》以语录体为主，叙事体为辅，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
《论语》与《大学》《中庸》《孟子》并称“四书”，与《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等“五经”，总称“四书五经”。
《论语》全书共20章、492篇，15900字。首创“语录体”。
“儒学”的英文“Confucianism”直译为“孔夫子主义”，所以“儒学”也被称为“孔学”。
2、儒学讲“专制”和“愚忠”吗？
很多人批评儒家讲“专制”，其实这多半是由于误解。我们知道专制首重“忠”，而且总是“刻意”地把人往“愚忠”的坑里带。
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论语》里面到底有多少处提到“忠”。
论语全文15900字，共有18处“忠”字，其中“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一句有重复。这18处“忠”的对象，分别是：对己的、对人的、对友的、对事的，只有一处是对君的，各处均作“尽己”解，也就是“尽心尽力”之意。
对君的一句很有名，即“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此处的“忠”也作“尽心尽力”解，而且并无“忠君”尤其是“愚忠”中所隐含的“顺从”、“服从”之意。不仅如此，这句话还强调了君臣关系中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即“君”只有在兑现了自己“使臣以礼”的义务前提下，才有权要求“臣事君以忠”。
上句中的“礼”并非是现代人所理解的礼貌、礼仪。在中国传统的话语体系中，“礼”是所有一切制度规范的概称，这一点由《周礼》包含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军事、法律等各项事务的内容即可证明。故唐朝儒家学者、《周礼义疏》作者贾公彦说：“礼，所以统叙万事”。因为在孔子看来，“礼”的设置是为了实现“义”的，即孔子所谓的“礼以行义”。因此上句的真实含义应当是：只有君要臣做的事情符合“仁道”，君才有权利要求“臣事君以忠”，臣也才有义务要“事君以忠”，因为只有在这个前提下，臣尽心尽力为君办事才是合乎“仁道”的。
反过来说，就是君不能要求臣去做违法和不义的事情，即使这种要求表现得很有礼貌、很尊重、很诚恳也不行。如果君要求臣去做这样的事，臣就可以拒绝“事君以忠”。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看到儒家有半点的“愚忠”？
当然，对《论语》究竟主张什么，还不能以上述枚举的方法简单判断，还需要对《论语》进行完整的梳理才能加以判断，得出最终结论。而这正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3、判定真假儒家的标准
孔子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孔子思想在传承中难免会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和阐发，这是完全可以想见的。因此对于孔子后人的这些阐发，我们需要细加甄别，以免以讹传讹以及被心怀叵测之人偷梁换柱。
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这个“一”就是孔子反复强调的“仁”。所以判定一种阐发是否符合孔子思想，可否归于儒家一派，就看它是否从动机到结果都符合“仁”道。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以此判断“专制”和“愚忠”的仁否：儒家倡导“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为仁，而专制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是故不仁；孔子主张“智者不惑”，而“愚忠”之“愚”则是“惑”也，以其不智，是故不仁。
从动机上判断是否“仁”相对简单：有益于人的就是“仁”；有益于己的就不是“仁”。因此，《论语》中说“子罕言利”。
从结果上判断是否“仁”则相对复杂。明朝重要思想家袁了凡先生在《了凡四训》中提出的一个方法非常有效，在这里推荐给大家，即：
“不论现行而论流弊；不论一时而论久远；不论一身而论天下”。袁了凡先生特意举了子贡赎人和子路受牛这两个例子来加以说明。
说鲁国有一项规定，凡是鲁人从他国赎回奴隶的，都可以去国库领取补偿金。孔子的学生子贡（很善于经商，是个大富翁）赎人之后拒绝了国家的补偿金。孔子听说这事后很不高兴：子贡这样做不对啊。圣人如果想以身垂范影响世人，以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就一定会用百姓都有能力去效仿的方法，而不会用只有圣人才能做到的方法。现在鲁国富人少而穷人多，如果接受补偿金被看作品行不高的行为，那还有去赎人的吗？从今以后，不会再有人从他国赎回奴隶了。
而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子路救了一个溺水的人，那人用牛酬谢子路，子路就接受了。孔子听说后很高兴：从今以后，鲁国会有很多救人危难的人了。
以普通人的观点来看， “子贡不受金为优，子路之受牛为劣”，但孔子却表扬子路而批评子贡，其中的道理就在于“不论现行，而论流弊”。也就是说，“现行虽善，而其流足以害人；则似善而实非也；现行虽不善，而其流足以济人，则非善而实是也”。
4、怎样读论语
读《论语》以及其它经典的时候首先要不抱成见。遇有语境不明、指向不清的字句，若无确凿证据，便当先做善意的解读，作无罪推定，或者直接存疑不论。而不应以成见故，作有罪推定。因此我主张应当“善”读经典。原因有四。
其一，《论语》毕竟是一本语录体著作，很多语句并没有给出具体的语境，这本身就很容易产生误会；
其二，《论语》由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编写而成，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在编辑整理过程中难免会出现纰漏，这一点在《论语》的重复语句中已有体现；
其三，《论语》成书年代距今久远，彼时的一些字意和句法与今时相比或已大有不同。比如当时没有标点符号，因此某些语句在今天就会出现意思不同甚或完全相反的断句方式。这都是我们理解著作原意的障碍所在；
其四，限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生产力条件，在彼时能够体现“仁道”的最佳选择，在今天或已未必是最佳选择，甚或是很不好的选择，但这只是无法避免的历史局限造成的，而并非当初的选择动机有错。
因此，我们对于《论语》以及其它经典的应尽量作善意的解读，要将自己置身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揣摩体会古圣先贤的“仁道”精神，并将这种“仁道”精神用于指导我们今天的生活和实践。使我们的心灵能与他们相通，而不是陷于文字上的争辩，这才是对于经典真正的传承。
当然，对于《论语》中的观点，我们也可以孔子“吾道一以贯之”的“仁道”标准加以分析衡量。但是，即便其中真有个别观点在今天看来实属“不仁”，也不应就此否定孔子的“仁道”思想，因为这只是古今对是否“仁”的认知判断问题，而不是对是否当“仁”的价值判定问题。
再者，“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孔子自己也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这就相当于孔子自承在“学易”之前是有“大过”的。当然，这其实丝毫也不影响孔子“仁道”思想的伟大。正如“孔门十哲”子贡所言：“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华人世界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汉学家余英时先生说：“读《论语》，……杨伯峻的译本，就是很好的译本。……另外我的老师钱穆先生的注本，也是相当好的。如果把钱先生和杨先生的书合起来对着看，对于《论语》的理解就不会差到哪里去”。
因此，后面对《论语》的解读，笔者将会参考钱穆先生和杨伯峻先生的译注。另外，净土宗第九代祖师、明末四大高僧之一藕益大师所作的《四书藕益解》和曾任末代衍圣公孔德成先生主任秘书的雪庐老人的《论语讲要》也是极为重要的参考书目。此外，还参考了南怀瑾先生的《论语别裁》以及其他学者和网友的观点。因为不是学术专著，为了避免繁琐、方便阅读，文中并未一一指明观点和文字的出处，诚请原作者和读者诸君谅解。
行文至此，这个洋洋洒洒两万余言的“善读《论语》”的前言总算告一段落了。这其中既有我自己的思考，也参考引用了一些专家学者以及散于网络——当然都是我所认同的观点。为方便读者阅读，文中并未一一列明，在此一并致谢。
我个人非常推崇《中庸》的治学观点，即：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如果读者至此已经能够信受接纳儒家学说为“仁道”思想，并能以“仁道”精神进行自我引领和实践，那么读不读后边的部分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在《论语》第一篇的“学而”中有这样一句话：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这句话的大意就是，“子夏说：如果一个人能做到崇德、谦恭、孝亲、敬业、诚信，即使他没学过圣贤的教诲，我也认定他是学过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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