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利斯曼
2、消费型社会的解释
从一个特定角度讲，所谓消费社会，就是一个对商品符号价值的关注超过对其实用价值关注的社会，而所谓符号价值，也就是指一件商品对个人身份的标识作用和修辞意义。因而，我们可以说，消费社会中一些人对符号化商品的饥渴症，与他们对自我身份的不确定感和焦虑感是紧密相连的。
3、中间阶层的困苦
职是之故，虽然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一视同仁地向每一位社会成员都发出了询唤，但是，对于那些拥有稳固的社会身份，且他们自己对此有明确认知的阶层和群体来说，他们几乎不受其影响，如贵族和底层。相反，对于那些社会地位正处于模棱两可的不定状态的中间阶层来说，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尤为巨大，他们的消费欲望也表现得尤为强烈。根据布尔迪厄的分析，"基本的生存状况的差异产生了'奢侈的趣味与必需品的趣味之间的一个基本对立'，也产生了其经济状况允许其追求身份差异的行动者与不能有这种奢侈的行动者之间的对立"
4、身份的认同缺失，是他们消费的动力来源
新穷人"在我们的社会中就处于中间阶层，因而，与下等阶层的置身事外不同，他们更容易被吸引到这场身份区隔的游戏中，并成为其中最为活跃的分子。这是因为：一方面，"新穷人"拥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这使他们有能力和意愿去避免与社会下等阶层相认同；另一方面，他们又缺少足够的资源去培育上等阶层的生活方式。这种不尴不尬的社会处境使他们热衷于（也只能够）依靠零星地采撷一些符号化的商品，来完成个人社会身份的区隔和认同。
"新穷人"的身份焦虑既与他们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密切相关，同时，也是由他们自我身份想象的破产所导致。一方面，"新穷人"大都受过高等教育，工作于高档写字楼，外表光鲜亮丽，对自己的白领身份有很高的期待和想象；但另一方面，无论在工作的枯燥程度上，还是在收入水平上，他们都已与蓝领工人没有实质性的区别。正如拉斯奇所分析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美国社会状况一样，"有许多人仅仅因为他们穿着西装革履去上班而被委婉动听地称为中产阶级，然而他们中的许多人的生活水平已降到无产阶级的水平。很多白领工人的工作并不比蓝领工人的工作更需要技术，而且所得报酬也不如蓝领工人。这些工作既不能给人以身份，又不能给人以安全"（克里斯多夫·拉斯奇：《自恋主义文化》
5、消费的两面性，真实与虚假
"新穷人"在我们的社会中就处于中间阶层，因而，与下等阶层的置身事外不同，他们更容易被吸引到这场身份区隔的游戏中，并成为其中最为活跃的分子。这是因为：一方面，"新穷人"拥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这使他们有能力和意愿去避免与社会下等阶层相认同；另一方面，他们又缺少足够的资源去培育上等阶层的生活方式。这种不尴不尬的社会处境使他们热衷于（也只能够）依靠零星地采撷一些符号化的商品，来完成个人社会身份的区隔和认同。
"新穷人"的身份焦虑既与他们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密切相关，同时，也是由他们自我身份想象的破产所导致。一方面，"新穷人"大都受过高等教育，工作于高档写字楼，外表光鲜亮丽，对自己的白领身份有很高的期待和想象；但另一方面，无论在工作的枯燥程度上，还是在收入水平上，他们都已与蓝领工人没有实质性的区别。正如拉斯奇所分析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美国社会状况一样，"有许多人仅仅因为他们穿着西装革履去上班而被委婉动听地称为中产阶级，然而他们中的许多人的生活水平已降到无产阶级的水平。很多白领工人的工作并不比蓝领工人的工作更需要技术，而且所得报酬也不如蓝领工人。这些工作既不能给人以身份，又不能给人以安全"（克里斯多夫·拉斯奇：《自恋主义文化》，上海文化出版社，1983，P76）。如果说西方社会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见证了白领阶层的衰落，那么，在我们当前的社会中同样的趋势也正在启动，"新穷人"的身份认同也开始遭遇同样的无奈和失落：曾经，对白领生活的华丽想象流行一时，现如今，它却早已坠落于现实的冷硬地面之上。对此，我们可以认为，电影《杜拉拉升职记》的虚假矫情和电视剧《蜗居》的真实沉重之间的对比，恰如其分地丈量出了白领的身份想象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一方面是跻身于上层社会的期待和幻觉，另一方面是堕入下层社会的无情趋势，面对如此巨大的心理落差，消费恰逢其时地出现了。它不仅安慰人们"穿什么就是什么"，告诉人们个人身份只不过是一个可以随意打扮的小姑娘；而且还为人提供了一整套具有结构差异性的符号化商品，任人选择，身兼两职地扮演起心灵按摩师和解围之神的双重角色。因而，消费受到"新穷人"的青睐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消费真的有此神力，能够帮助"新穷人"溯流而上，成功泅渡到上一个社会阶层吗？对此，鲍德里亚的回答可谓一针见血，他说，"有时候，物的变化反映了一个既定社会阶层上升了的地位，物是对这一上升地位的积极指认；而有的时候则相反，物成为了对那些无法变动的个人或者群体的一种补偿，他们对于试图变化的希望破灭了，于是物通过一种装饰、人为的变动来指认这一点"（让·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6、差异就是为了求存（物演通论）
然而，消费真的能够化解"新穷人"的身份焦虑，并为他们带来一种轻松惬意的审美化生活吗？对此，我们深表怀疑。如前所述，消费社会其实就是一个符号消费的社会，而众所周知的是，符号的价值只有在彼此之间的差异中才能得到体现，因而，消费社会也是一个以差异性的生产和消费为标志的社会。许多西方理论家都已指出，消费社会中人们对差异性的追求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当一个本来专属于上等阶层的符号被越来越多的人占有后，它就会自行贬值，于是，上等阶层为了恢复原有的社会阶层之间的距离，就会去追求新的能够标示自我独特身份的符号，而这一新的符号同样也逃不过因被下等阶层僭用而逐渐贬值的命运。因而，消费领域的竞争注定是一场没有终点的犬兔相逐的游戏，它既不断给人以兴奋，也让人疲惫不堪。由于"新穷人"加入了这场竞争，却又不像上等阶层那样拥有雄厚的资本可以轻松应对，所以，他们注定要在时尚潮流的拖拽下疲惫地奔跑。
7、新穷人的三轮模型
在这一漫无终点的你追我赶的竞争中，虽然"新穷人"也时常能体验到一种满足感，但这种满足却总是如此短暂，以至于转瞬间就会为新的不满形式所冲散。消费的魔力与其说在于它能给人带来满足，不如说它为人营造了一种自由的幻觉。这不仅表现在，在挑选消费品时一个人仿佛拥有君主般的权力，而且还表现在，在消费活动中，一个人社会身份的不可更改的坚固性仿佛已经彻底融化，以致于可以任由人的拿捏和塑型。然而，人们常常忘记了，这种消费快感的代价却是日益紧张和繁重的工作，正如鲍德里亚所指出的，在消费社会中，收入、购买奢侈品和超工作量三者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这也就意味着，"新穷人"消费的自由与工作的不自由是互相推进的，他们日益膨胀的消费胃口只能通过越来越繁重的工作来埋单，只不过，消费社会乐于向人展示的是"新穷人"在消费市场上的欢畅，而倾向于掩盖的则是他们在写字楼里的倦怠。
反过来说，也正是因为"新穷人"在工作中越来越感到疲惫和乏味，才使他们更愿意通过消费来寻求心理补偿，他们不停地购物、旅游、娱乐，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样紧紧抓住消费，固执地寄望于在消费的帮助下找回工作中所缺失的意义和乐趣，而这注定是一场无望的泅渡。因为，人的消费以及其他各种闲暇活动与工作之间具有一种深层的一致性，而不是像很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彼此对立的。大卫·理斯曼说，"贬低工作而强调闲暇使人们感到极为空虚，不知所措。闲暇本身不能决定工作的好坏，但工作的不顺却可以使闲暇失去乐趣。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只有工作有意义，闲暇才变得有意义"（大卫·里斯曼等：《孤独的人群》
8、新穷人的身份没有归属感，就会成为佛系
看来，在工作状况得不到改善，甚至还越来越恶化的前提下，"新穷人"所迷恋的消费也不会显示出任何神奇的力量，它既不能化解他们的身份焦虑，也不能抵消或补偿他们在工作中感受到的不幸。相反，消费品越来越加速更新换代所带动的只能是"新穷人"越来越加快的工作节奏，反之亦然，要打破这一恶性循环，或许只能寄望于消费主义的消歇，以及工作和闲暇之间界限的最终消失。
消费升级背后的本质是身份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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