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愁

近两年以来，我与帽子结了缘，一上头便拿不下来了。

在冬天里还好，若是夏天里整天戴着布帽子，动辄就是一头汗，帽子里面一圈湿，头发更是汗淋淋一缕一缕地贴着头皮。出汗倒不怕，最主要是随着年岁渐长，头发渐稀，“地中海”之荒凉，乍一脱帽，惨不忍睹。

越是这样，我愈发不敢轻易把顶上帽子拿下来。于是，在许多场合，我不得不显得另类，也令人费解，甚至很让人厌恶。

“大热天里戴个啥帽子呢？”从旁人嘴里蹦出的这句话我听得最多。

有时候，在某些特殊场合，一屋子人没有一个人戴帽子，除了我。因此会有人对我喊：“把帽子拿下来！”

于是，我一阵惶恐，坐立不安起来，继而顿生后悔：我真不该来！

戴帽子本是我自己的事，咋就碍着别人眼了呢？

有句老话儿说：如果有头发，谁愿意当秃子？

但凡我的头发能撑起我项上的体面，我何必给自己找一头麻烦？

我也年轻过，我也曾有过一头乌黑而浓密且倔犟得根根挺立的头发。年少青春读书时期，看着男同学们梳着各种帅气的发型，我的一头硬扎扎的头发根是根地朝天挺立着，想要让他们趴下来配合我梳个造型，要么得把梳子沾水梳，要么是用电烙铁般的电梳子把头发烫弯曲，折服了。尽管那样劳心费神，按趴下的那部分头发过不了多久就又倔强地挺立起来了。

九十年代初，我终于从学校熬毕业出来混社会了，那时候正流行男人烫发，我领了头个月工资后，第一件事就是去单位近旁的理发店烫了发，我的一头不肯倒伏的头发终于在热力和药力的双重作用下，屈（曲）服了。但是，这一头追随港台明星的卷发因为我的不善打理而日渐枯黄。于是，半年之后，我又走进理发店，本打算把一头乱蓬蓬的卷发剪短了，不成想，在冒冒失失的理发新手大刀阔斧的作业中，我最终不得不认栽刮光了头皮，人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剃了光头，之后回到单位办公室，大多同事很诧异地看着我，少数几个嘴损的年轻同事开口就戏谑：“你是啥时候放出来的？”（意思是被关进局子里的人才被刮光头）。

我也承认，我这一颗不肥大不饱满又不光滑的脑袋，确实不适合剃光头。那段时间，我不敢照镜子，不忍直视自己的不良形象，看到单位里进进出出的年轻姑娘就脸红。因此，我在心里暗暗发誓：等我头发再长出来，蓄长了，我一定要认真地打理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帅气发型。也是在九十年代，流行发胶和摩丝，头发打湿之后，梳上发胶，或者直接喷上摩丝，就可以按自己想法梳发型。于是，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我的日常用品里就没有断过发胶和摩丝，直到前几年换成啫喱膏或啫喱水。

我的“一丝不苟”的生活就是从头上开启的，也是在结婚成家之前就养成了每天认真打理头发的习惯，这个“讲究”的习惯一直坚持到武汉疫情爆发后我被关进方舱医院之日。我是在疫情第一年忽然感觉“顶上荒凉”，头发稀疏到不忍再用梳子去梳刮，每一梳子下去都会有几根头发在空中凌乱，飞逝。其实，在好几年前，我爱人就反对我用啫喱水或啫喱膏打理头发，她认定那是导致我严重脱发的最主要原因。

于是，我在要不要继续用啫喱膏梳发型和要不要刮掉头发戴上帽子二者之间，纠结徘徊了好一阵子。一个“一丝不苟”的苍蝇爬上去能摔骨折的发型保持了二十多年，一下子要刮光再戴上帽子，我一时难以接受。我女儿也感慨说她从出生见到我的第一眼就是这个发型，从未见过我刮光头戴帽子的样子。言外之意她也接受不了一个刮了光头的爹。那阵子，我们一家三口时常在饭后的闲暇时间里讨论我的头发之去留。

从青丝到白头，从浓密到稀疏，我是真真正正地为发而愁，为一头烦恼丝而烦恼着。

但是，我所有的纠结所有的不舍，都抵不住头顶日渐稀疏日渐荒凉的颓废之势。也许，这就是中年人最后的倔犟吧！

在我犹豫不决之际，是女儿拿几顶帽子哄我妥协：“老爸，要不我给你多买几顶帽子，你把头发刮光了换着戴吧，你觉得哪顶帽子帅气就戴哪顶，要是不够我再给你买！”

当爹的无论有多么坚硬的心，都经不起小棉袄的走心一哄。

于是，在去年农历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里，我决定刮光了我的头发。也是从那天起，我借助帽子这个道具，扮上了余生新的角色，在通向生命尽头的绿皮火车上，在躺不平与卷不动之间，不断地折腾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