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小书”——《美的历程》，不过两百多页，却断续耗时一两年，前后通读整两遍，仍觉意犹未尽，回味无穷。信息含量非常大，真正是浓缩的精华，远超很多所谓“大部头”。
远古先民的图腾有什么表现形式？殷商青铜器的刻纹因何形象狰狞？中国的文字是怎样发展而来？从佛窟造像怎样看出北朝以来雕塑与壁画的变化？不同朝代诗词文赋风格变化与历史背景的关系？绘画艺术是如何由“无我之境”过渡到“有我之境”？……
冯友兰先生说过，“学习哲学的目的是，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而不是某一种人。”那么，学习一点美学则可使人成为更好的人。读过这本书，内心可以得到指引，会唤醒某些尘封的渴望。继而懂得以内心观照那些凝结在艺术作品里的文化信息，获得独有的丰富体验。
关于这本书，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李泽厚先生以高屋建瓴的视角，从儒释道三种文化的各自独立与互相融合，解读对中国艺术产生的巨大影响。
远古时期不是为了“美”而做雕饰：红色矿粉、陶器上的人面蛇身纹、鱼纹等等，那是巫术礼仪下的“作品”。新石器时代后期有了阶级雏形，花纹就更加刻板，格式化，没有生气，甚至恐怖！商朝的青铜器，频繁使用饕餮纹，那是统治的需要：起到震慑、威吓的作用。
书中说，“美之所以不是一般的形式，而是所谓“有意味的形式”，正在于它是积淀了社会内容的自然形式。”美的“有意味”需要我们了解它所携带的大量信息，才可以作用于我们的感觉器官，获得深层的愉悦。
我们知道，所有的文学作品必然带有时代的烙印，专家们根据这一点，就像考古发现一样，判断一些作品的年代。比如，《古诗19首》，根据其写作形式，表达的思想内容，专家们认为是汉代作品，因有其时代烙印。
汉魏两晋的文学作品，出现大量悲慨之作，感叹生命短促，或担忧时局安危等。那个时代政权频繁更迭，战乱离愁，瘟疫灾荒，让人有朝不保夕之感。
曹丕的生命之慨，“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阮籍忧悸于怀，“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唐朝诗歌里充满青春气息，豪气干云之气势：李白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代表了盛唐气象。这个时代赋予了“李白”等文人们——新地主阶级“狂”的底气，这是他们的时代。“草圣”张旭的狂草无所拘束，“迅疾骇人”，“变动犹鬼神”，“舞”出盛唐的音乐性美。魏晋门阀大族的时代逐渐远去，新贵族靠军功求取功名，靠科考进入仕途。他们掌握了时代的“话语权”，借助文字、书法、绘画、雕塑等，描绘这个世界。
宋朝是文人士大夫的时代，“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普通人家的读书人，可以通过科举考试，成为朝廷里的大官。欧阳修、范仲淹等都是这种情况。文学作品出现了从前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词”——宋词的黄金时代来临。
王国维认为，“宋人诗不如词，以其写于诗者，不若写之词者之真也。”也就是说，宋人的诗写的冠冕堂皇，喜欢说理。而词则更为真实，写出了真实情感。尤以苏东坡为代表。“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很鲜活，很生动的画面，自苏轼之后不鲜见。
宋代“郁郁乎文哉”，皇帝可能就是顶级艺术家，整个时代反映在艺术上的雅趣不同于前朝。常常是书家、画师、诗人，三任一身，力求通过手中的笔，表现生活的风神，显出优雅纤细的趣味。
元朝是外族入主中原，“天纲断，地轴折”，汉族文人被狠狠压制，被迫转向新形式创作，元杂剧、散曲小令应运而生。出现了“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样的切中人心的小令。关汉卿的《窦娥冤》，至今仍是戏剧舞台上的吸睛大戏。
应该说，文人画也是由元代开始进入新高潮——实现了由“无我境界”向“有我境界”的转化。山水不再是自然本身，“移情入画”，能够表达“萧条淡泊”，“荒寒孤寂”等情感。“山水之盛，得之目，寓诸心，而形于笔墨之间者，无非兴而已矣。”能够传情达意的绘画，与北宋的“细节真实”院体画非常不同了。
另外，在画上题诗，占据相当大的比例，成为画的一部分，也是自元代开始。宋人有过这类尝试，但都是在不显眼的地方题诗，避免喧宾夺主。而元文人则写诗入画，便更添诗情画意，同时欣赏到书法的线条之美。更有红色图像补白，也影响了后世收藏家的做法，乾隆就是“图章圣手”。
明清时期，世俗文学开始大行其道，《三言二拍》等大量出现。写男女爱情、市井生活的文学作品广受欢迎。清代的感伤文学，弥漫着时代的共同“感伤”，如《长生殿》、《桃花扇》，更有震烁千古的《红楼梦》。
美的形式多种多样，但一定是“有意味的形式”。柳宗元说过，“美不自美，因人而彰”，“美”的深广含义，积淀、融化在形式之中了。如果没有人的审美活动，定然是“良辰美景虚设”。如果要做一个感性丰富，又理性思辨，二者有机结合的人，那就随同《美的历程》，做一次巡礼吧，在历史的回声中看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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