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公为何是儒释道跨界之神？演化角度的儒家群己观

我们总是生活在某个群体之中，这个群体里并非都是亲戚，也并不都是朋友。如何处理好个人与群体的关系，是儒家在思考社会建构时必须纳入的内容。如荀子在《王制》篇中所说：

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

意思就是，人与牛马等畜生有何不同？答案就在于人是群居动物，当然只群居还不行，还需要群体合作（合群），才能胜过万物。本篇我们首先从演化生物学中对于群己关系的讨论，再回到儒家建立伦理来如何解答这个问题的。

从个体选择到群体选择

在演化生物领域，自汉密尔顿之后，群体选择学说大多已经被抛弃，亲缘选择理论加上互惠利他说就能够让个人处理好与群体的关系。也就是说，在一个群体里只要人人利己，加上给亲戚一定的帮助，与朋友加深互惠交往，就能够圆满解决问题。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无论古今中外，总有一些人为了群体福祉，而舍弃小我。按照互惠利他理论，这样的人无非是在功成名就之后，能够得到群体其他人的赏识和馈赠，也能得到异性的爱慕和投怀送抱。但如果在功成名就之前就牺牲了呢？群体为何会对这样舍身取义的人施以好报呢？

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一书里，也思考过这样的问题：

毫无疑问，如果某个部落拥有一批愿意牺牲自我、帮助他人、成全共同利益的成员，那么这个部落就能胜过许多其他部落。这就是自然选择。

这是非常直观易懂的思路。如果两个部落，一个人人自私自利，凡事为自己考虑；另一个的群体英勇好战，乐善好施。如果面对一个外族来袭，那么可以肯定的是，后一个部落更容易取得胜利，而前一个部落一举被人歼灭。

即便是日常情况下，乐善好施的部落也会比自私自利的部落更容易发展壮大。而这些乐善好施，无论是文化上，还是基因上，都更容易传递给下一代，从而占领更多的地盘和生态利基。

这样简单的群体选择思路在1960年代之后走向歧途，“自私的基因”、个体选择说开始占上风，以至于“群体选择”被主流演化生物学家视为异端，“饱受学界的排斥、践踏和冷落。批评人士认为，‘群体选择的谬论’产生于‘外行对达尔文主义的错误理解’，有时甚至将矛头直指‘不知好歹的职业生物学家’。”（摘自马丁·诺瓦克等著《超级合作者》）

但达尔文的群体学说仍然被少数人坚持着，例如爱德华·威尔逊，虽然曾经“误入歧途”地宣传过汉密尔顿学说，但最后开始转而接受群体选择。

学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渐渐发现，汉密尔顿的学说与实证研究相去越来越远，2005年有人公开质疑，而到了2010年的时候，威尔逊连同诺瓦克等人，在《自然》杂志上的发表了封面文章《真社会性的进化》，彻底颠覆了汉密尔顿的统治地位，也正式把群体选择理论拯救了回来。

现在的“群体选择理论”，确切的说是“多层次选择理论”，自然选择不管聚焦于个体生存与斗争，让人变得自私自利，更多让我们处于群体之中，群体也参与了自然的选择过程。关注于个体就是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但关注群体方面就是威尔逊和诺瓦克等人所提倡的“合作进化”。

诺瓦克在《超级合作者》一书中如是说到：

群体选择是一个基础的、颇具特色的过程，并且存在于所有类型的进化之中——从第一个细胞的出现，到人类等社会生物的行为等。群体选择并不假设个体是持合作还是自私态度，也不认定基因本身是不是自利的。群体选择只是表明，一些群体中存在某种机制，能使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较好地达成一致，如果这类机制能够提升整个群体的表现或适应性，那么在激烈的群体间竞争中，这些群体就能取得优势。

从演化角度理解儒家群己观

回顾了演化生物学领域里的争论，并对群体选择理论有个基础的了解之后，我们再回头看看儒家伦理如何表述群体与个人关系的。在《论语·颜渊篇》中，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答道：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这里的“君君臣臣”讲的是各守本分，各司其职。而在《八佾篇第三》中，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总结为一个字，就是“忠”。很多人把孔子的意思解读为“忠君”，儒家后世进一步被意识形态化之后，这个忠就变成了“愚忠”，变成了“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忠”字并非指的是对皇上忠诚，而是对部落忠诚，对群体不背叛。这个忠字可以放在部落神话里，或是民间故事里，也可以放在108个英雄好汉的“忠义堂”上。

关云长的忠诚，就被神话成为一个跨越儒释道三教的所供奉之神，就是因为个人与群体关系，无一例外要求一个忠字，儒释道虽然是超越性的宗教，但却不得不处理凡间的群己关系。这不仅是中国传统社会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解决的伦理规范。欧洲中世纪骑士的效忠礼仪，与中国传统社会里对于忠的要求异曲同工。各个部落神话和民族主义叙事里，都有强调忠诚的人物形象。

要求个人对群体忠诚，那么代表群体的君主，也需要能够照顾到群体的想法，也需要对于群体忠诚。在《王制》一篇中，荀子如是说：

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

汉代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灭国》中如此阐释：

王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群者也；故能使万民往之，而得天下之群者，无敌于天下

君、王作为群体领袖，也需要合群，而不能丧失民心，总是以一己之私，心里不放下民生的君主，如桀纣、秦皇，不然“失道者寡助”。

用博弈论来解释就是，合作者组成的群体总能胜过背叛者的“乌合之众”，而群体对于合作者的要求就是“忠诚”。因为如果一个个体可以在不同群体之间进行游走和切换，那么他在这个群体犯下的背叛，并不会被另一个群体所知晓，他总能在不同的群体之间通过采用自私自利的策略获胜。

群体保持合作有个前提，就是要避免被背叛者侵入。所以，对于群体成员之间的流动性就有要求，因为过多的流动会导致合作的破产。

诺瓦克等人的研究指出，“我们对迁移影响进行的研究，得出了一个简单的结论：为了实现有效率的群体选择，各群体需要一定的机制，来阻止个体在群体之间太过自由地移动。可以将此机制称为部落忠诚度或群体黏性。”

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在儒家社会中，如此限制人口流动，无论是“保甲制”还是后来的“户籍制”，目的都在于消除群体成员流动造成的信用瓦解和道德沦丧。但这并不是当今依旧实行“户籍制”的借口所在，城市化需要另一种类型的合作，而不是限制人员流动来解决，之后我们再单独撰文讨论儒家限制商业的原因。

再回到群己关系的伦理上，君是群体的代表，但传统制度本身的限制，并没有能够有效地制约君权，从而使得本来对部落和群体的忠诚，变成了对于过分自大的君主、皇上的忠诚，本来需要“君君臣臣”各守本分，“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被简化为“忠君”，删掉了君主本应当的义务要求。儒家就这样被政治所强奸。

从对个人的道德要求开始，对家庭有孝悌，对朋友有义气，进一步要求对于群体的忠诚，儒家的伦理正是如此一步步向上，成为构建传统社会的根基。然而，儒家的五伦中，并没有界定和陌生人的如何相处，但却隐藏在君子之道中，这是我们下次讨论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