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八十岁了。
十年前，母亲七十寿辰时，我曾写过一首自度曲《献给母亲》：
“ 己卯初夏，值慈母七十寿辰，自度此曲，与众弟妹及子侄辈齐表寸心。
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倏忽古稀已度。回首来路：早岁失怙，九澧求学苦；自十八结发，五十三年间，昼夜辛劳，节衣缩食，抚子孙十余；虽未光宗耀祖，然承母美德，随时代潮流，无论下放下海下岗，均自强自尊自立，平平淡淡，铮铮傲骨。
执教鞭，登讲坛，青丝白发，辗转三十六年。无惊天之功，少豪言壮语，令黄口小儿，识人生大体，诲总角垂髫，诵书声绵延。不求金榜题名录，但愿莘莘为国作贡献，寻常巷陌有桃李，一生不枉过，终无惭。”
时光如白驹过隙，一晃就是十年过去了，这十年里，发生了许多的事，一是父亲不幸去世，这是母亲最伤心的事。记得我把这首自度曲拿出来后，父亲很高兴，请人书写后装框挂在客厅里，逢有客来便介绍，说把他老伴的一生总结得恰到好处。其实父亲的身体一向很好，我们几个子女都没想到他老人家会先多病的母亲而去，母亲也没想到会是这样，后来有一次她对我说，要不是我们几个子女好的话，她好几次都不想活下去了。二是父母原来的住处市里建花园，房子给拆除了，每户给点搬迁费自寻出路，母亲在我和小妹家各住了一段后，我弟弟购买了新房，便依原先他和父亲的约定，同谁住在一起，他们就出一部分购房费，住进了弟弟家一直到现在，我们则经常去看看她老人家。三是母亲时有小恙，但多是有惊无险，比如今年年初，不知怎么的，她的腰椎就错位了，我们在家的几兄妹有整整两个月的时间和她生活在一起照顾她。所以包括我们和她老人家的老同事都说，她能活到八十岁的确不容易，所以很早就有给她好好过过生日的意愿。但她老人家一生不爱张扬，总不松口，后来远在海南的大妹几次来电话说，一定要好好过，一切费用她包了。她老人家总算松了口，但有一条，不许惊动过多的人。我们几兄（弟姊）妹本来也就同她一样不事张扬，自然也就答应了
生日前十多天，海南的大妹回来了；前两天，在江门打工的弟弟回来了；我们的晚辈里，在广州工作的外甥回来了，在深圳打工的侄女和外甥女回来了，只有我的女儿将要临盆不能成行。生日前一天，母亲的三个外甥——她三姐的儿女、我的表哥表弟和表妹三人从武汉结伴来了；生日当天，母亲的另两个外甥女——她四姐的女儿、我的表姐与表妹分别从常德和岳阳赶来了……这其中有几位我们并没有通知，她们不知从那里得到的消息。
因为母亲不事张扬，所以我们只在一家小餐馆里安排了四桌酒席，而且母亲交代，不要在餐厅门外立的欢迎牌上写上她的名字（本地风俗，逢喜宴在餐厅门口的欢迎牌上书写事主的姓名与事由）。事前我计算了一下，自家人占了一多半，总共最多五席不会满座。可结果出乎意外，母亲的老同事来的超过了预计，母亲的几位老邻居不请自到，母亲单位的领导一行三人（正副校长和工会主席）也送来了鲜花与祝贺，母亲的几位和我年纪差不多的学生还带来了她们的妻子……
宴席开始前，我对来宾表示欢迎和感谢后，生平第一次给母亲下跪叩了头，以感激她老人家的养育之恩，弟弟妹妹们也叩了头，我们的晚辈也同样叩了头。母亲很激动，在场的各位也很感动。
母亲在家中排行第十，但她们姊妹只成人四个，而我见到的（包括母亲）则只有三个（三姨妈、四姨妈与我母亲）。我没见过的外祖父是教书先生，母亲几姊妹读的也是师范，三姨妈和我母亲是教了一辈子的书。现在那几位姨妈早已作古，仅我母亲是硕果仅存，所以三姨妈的子女这次是无论怎样都要为我母亲祝寿，三兄妹结伴从武汉赶来，看到表妹与我母亲抱在一起的样子，我都忍不住要流眼泪了。四姨妈的大儿子比母亲只小了十来岁，小时候基本上是母亲背着与带着他玩耍长大的，所以他对母亲有着比对他自己母亲更深的感情，前几年他因病逝世的时候对他的子女有过交代，一定要经常看望我母亲，他的子女也做到了，每年春节都来给母亲拜年，而且前不久他的大儿子还给我说过，母亲八十大寿一定要告诉他们。但母亲说，他们已经做得很多，这次就不要麻烦他们了。
今年春节后的一天，一位比我大几岁，也是母亲学生的人询问我母亲的住处，原来他们几位同学是想去看望母亲，后来确实也带着礼品去了，还留下话，以后有什么事一定要说一声，但母亲也没有让说，昨天她丈夫碰到我知道了此事，还抱怨我怎么没有告诉她呢。
昨天，远道而来拜寿的我弟弟与外甥要赶回去上班，我们在饭店为他们送行的时候，碰上了我市一名小学校长（去年被评为市里的十佳校长），他也是母亲当年教书时很得意的也很得力的学生，他听说后，直埋怨我没有告诉他，我只有浅浅地一笑以应付（我和他经常在晨练的时候碰到）他。
母亲的工作我不想说什么，只想说一句的就是在他四十多岁的时候被调到市里的重点学校任教直至退休，她的一生在我写的那首自度曲里也讲得差不多。说实话，我们没有想到，她自己也没有想到她老人家能活到现在，因为她的身体确实很差，有好几次都……有一次在大街上突然发病，是好心人将她送到医院；更早一点，就是在教前面讲到的那位校长的时候（应该只有四十多岁），在教室里就突然昏倒过，有段时间，就是大街上发病的那次以后，她的口袋里装着一张卡片，上面写着我们几个子女的电话号码与工作单位，以防发生意外。但她老人很乐观，每到月初一号早晨一起床，她就自言自语地开玩笑说，哦，这一个月工资又到手了。
母亲很爱直言，所以在以往的日子里就免不了受扼，记得我刚进中学（十二岁）时，她就因所谓“右倾言论”被光荣地“下放”到农村。而她的这些基因不知怎么就传给了我们几个子女（当然这里还有父亲的基因），谁都不会昧着良心往上“爬”。我毕业回家乡教书，正赶上重视知识分子，提了不少的人当“官”，而我当时是几乎什么条件都有：文凭、党票、年龄……我所在学校一下子提了四个正副校长（包括调到其他学校的。有意思的是，这四个人全是“非”，当时学校二十多名党员，年轻的全是在大学或部队入的党，没有一个是本地入党的。后来我开玩笑说，我们是中国共产党员，不是本地共产党员），我这个在学校里当时群众呼声最高的却榜上无名，许多人为我不平，可我知道，这是必然的，因为我作为学校的工会委员与党支部委员老爱反映群众意见，替群众说话；我对他们说，这没什么，如果我当了个什么“官”，要不了几天也就会下台的。这也许就是父母的基因吧。
母亲八十了，君老臣老，我们几个子女也大多退了休，我们的子女也都成了人，也和母亲一样，平平淡淡的，各个家庭都很和睦。我以为，这就是最大的幸福。
愿母亲健康长寿！
（今年是我慈母九十冥寿，特晒此文以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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