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为洋洋洒洒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学做减法，理出了一条中国文学的脉络，被他誉之为”中国文学几千年发展中最高等级的生命潜流和审美潜流”。文脉的起点是《诗经》，《诗经》使中国文学一开始就充满了稻麦香和虫鸣声。《诗经》中，有祭祀，有抱怨，有牢骚，但最主要最拿手的，是在世俗生活中的爱情。“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咏之于江边白露，舞之于月下乔木，那些充满力度又不失典雅的四字句，一句句拍下来，成了中国文学起跑点的砖砌路基，由时间定格，凝为经典。
接着是诸子百家的身影，孔子、孟子、老子、庄子一行款款走来。孔子的声音，是恂恂教言，浑厚恳切，有人间炊烟气，令人感动萦怀；相比之下，老子的声音，是铿锵断语，刀切斧劈，又如上天颁下律令，以极少之语，蕴极深之义，使每个汉字重似千钧，不容置疑，使人惊悚铭记。（余秋雨建议大家虔诚地背诵老子那些斩钉截铁的语言，而不要在后世那些层级不高的文言文上死磨太久。）
孟子是孔子的继承者，比孔子完了一百八十年。在人生格调上他和孔子很不一样，显得有点骄傲自恃，甚至盛气凌人。这种气质表现在文辞上，则大气磅礴，浪卷潮涌，畅然无遮。他让中国的语文，摆脱了左顾右盼的过度礼让，连接成一种马奔车驰的畅朗通道。文脉到他，气血健旺，精神抖擞注入了一种“”大丈夫“的生命格调。”
一个几乎与孟子同年的庄子出现了。他从社会底层审查万物，把什么都看穿了，这就使他从礼义辩论中撤退，回到对生存意义的探寻，这种低，使他有了孩子般的目光，从世界和人生底部窥探，问出一串串重要的“傻问题”。
《诗经》是集体创作，那些“作者”很可能只是采集者、整理者，还不具备强烈而孤独的主体性。如果说《诗经》是“平原小合唱”，《离骚》是“悬崖独吟曲”。屈原出身贵族，但在文化姿态上，比庄子还要“傻”，诸子百家都在大声宣讲各种问题，连庄子都在用寓言启迪他人，屈原却不。他不回答，不宣讲，也不启迪世人，只是提问，没完没了地提问，而且似乎永远无解。
汉赋抑扬顿挫，拥金叠银，流光溢彩，志得意满，肆意挥洒，为中国文学增添了不少节奏功能和辞藻功能，然而最后成了奉承文学、“润色鸿业”，缺少思想，缺少个性，缺少真切，缺少诚恳，实在很难在中国文脉中占据太多正面地位。
在汉赋的重重包围下，耸起了一座文学巨峰——司马迁。就散文而言，司马迁是中国古代第一支笔。他能够不用整齐的形式，辞藻的铺陈，而只以从容真切的朴素笔触、错落有致的自然文句，把千钧历史撬动起来浸润到万名信众。
由汉至唐，魏晋三国，世情纷乱，而文脉健旺。时代最高峰三座，司马迁、曹操、陶渊明。可谓为三段续接中国文脉。
第一段在战火硝烟中接续文脉的，是曹操及其二子曹丕曹植。曹操一心想做军事巨人和政治巨人而十分辛苦，却不太辛苦地做了文化巨人。曹操的军事权谋形象在中国民间早就凝固，却缺少他在文学中的身份，然而，那些早已成为中国熟语的诗句居然都出自他之手（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第二段通称为“魏晋名士”。其实真正得脉者，不过阮籍、嵇康以及东晋王羲之的《兰亭序》
第三段的主角是陶渊明。陶渊明为中国文脉增添了前所未有的自然之气、洁净之气、淡远之气，他创造了一种以“田园”为标识的人生境界，成为了一种千年不已的文化理想。
到了南北朝，北魏的鲜卑族统治者尤其是孝文帝拓跋宏居然虔诚地拜汉文化为师，既善待汉文化，随之善待佛教文化，以及佛教文化背后的印度文化，至此中国文化不止流转于黄河长江之间了。经由大兴安岭出发的浩荡胡风，茫茫北漠，千里西域，都被裹卷，连恒河、印度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的波涛也隐约可见。
唐代是一场审美大爆发，以至于让哲学的油灯都暗淡了。无论是初唐、盛唐、中唐、晚唐，都天才喷涌、大家不绝。从发轫、到飞扬，到悲哀，到反观，到个人，到凄迷，各种文学意味都以最强烈的方式展现了，几乎没有重大缺漏。排名前四，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
自魏晋以来骈体文越发盛炽，历经南朝的宋、齐、梁、陈到初唐，这种文风就像藻荇藤蔓，已经缠绕得中国文学步履蹒跚，但是，文坛和民众不知其害，以为光彩夺目，堆锦织绣，就是文学之盛，还竞相趋附。面对这种风气，韩愈和柳宗元都想重新接通从先秦诸子到屈原、司马迁的气脉，为古人和古文“招魂”。为此他们发起了一场“古文运动”，“惟陈言之务去”，只要是套话、老话、讲过的话，必须删除。古文运动不是模仿古文，而是“师其意而不师其辞”，寻找千年来未颓的古意。然而因为在崇尚古文里包含的“道”的同时，他们的文章也难免有些说教气，文以载道，迎来了太多的观念性因素，因此与文学不亲。
唐朝灭亡后，由藩镇割据形成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曾经诗情充溢的北方很难寻到诗句，而南方的李煜却将诗文保留，特别是在成为俘虏被押解到汴京之后，在受尽屈辱的俘居小楼里，在时时受到死亡威胁而确实很快被毒死的生命余隙，一些重要的诗句穿过亡国之痛飘向天际，“春花秋月何时了”、“一江春水向东流”“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伴随着长短句的节奏，这个倒霉的皇帝奠定了一种新的文学样式——词。
宋代的重文轻武，让一些真正的文化大师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等占据行政高位。面对游牧民族的浩荡铁骑，军事上的屡屡失利，激发着一大批接触文学家心中的英雄气概、抗敌意志，（辛弃疾、陆游）并在笔下流泻成豪迈诗文。
文脉的首席，让给了苏东坡。政治放逐了他，他也放逐了政治。在他被贬谪的黄州，在无人理会的彻底寂寞中，在他完全混同于渔夫樵农的时刻，中国文脉聚集到了那里。苏东坡是一个文化全才，诗、词、文、书法三项，皆可雄视千年。（参看余秋雨《黄州突围》）
李清照，则把东方女性在晚风细雨中的高雅憔悴写到了极致，而且已成为中国文脉中的一种特殊格调，无人能敌。
中国文脉并未随着大宋的灭亡而断绝，蒙古马队的铁骑未能成为中华文明覆灭的丧葬鼓点。不知从哪里冒出来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纪君祥等一批文化天才合力创作的元杂剧。中国的文脉，在《窦娥冤》，在《望江亭》，在《救风尘》，在《赵氏孤儿》……由于元代统治者是少数民族，一些本该褪色的文化也就失去了官方的支撑，因此比较彻底地摆脱了文辞间的道统气、宫廷气、阿谀气、头巾气、腐儒气，为贴近自然的天籁式创造留出了空间。这种空间看似边缘，其实辽阔。，足以伸展手脚。元杂剧即使衰落也像一个英雄，完成了生命过程便轰然倒下，拒绝有人以“振兴”的说法来做人工呼吸、打强心针。一切需要刻意振兴的文化，都以与文脉无关，而且极有可能扰乱了文脉的自然进程。
对于明清小说“四大名著”，我们不能集体打包将它们以相同的等级放在一起，真正的杰作只有《红楼梦》，真正的杰作只有一部：《红楼梦》。其他三部，完全不能望其项背。《三国演义》气势恢宏，故事密集。但是，按照陈旧的正统观念来划分人物正邪，有脸谱化倾向。《水浒传》好得多，有正义，有性格，白话文生动漂亮，叙事能力强，可惜众好汉上得梁山后便无法推进，成了一部无论在文学上还是精神上都是有头无尾的作品，甚为可惜。《西游记》是一部具有精神格局的寓言小说，整体文学品质高于上两部，可惜重复过多、套路过多，影响了精神力度。如果要把这三部小说排序，那么第一当是《西游记》，第二当是《水浒传》，第三当是《三国演义》。这些小说，因为有民间传闻垫底，又有说书人的描述辅佐，流传极广。在流传过程中，《三国演义》的权谋哲学和《水浒传》的暴力哲学对民间有严重的负面影响，于今犹烈。《红楼梦》则完全是另外一个天域的存在了。这部小说的高度也是世界性的，那就是：全方位地探寻人性美的存在状态和幻灭过程。
“减而见筋，减而显神，减而得脉。”然而减法难做，首先是因为人们千百年来一直处于文化匮乏状态，见字而敬，见文而信，见书而畏，不存在敢于大胆取舍的心理高度；其次，即使有了心理高度，也缺少品鉴高度，与多数轰传一时的文化现象相比，“得脉”者没有那么多知音。
大胆取舍，需要锐利斧钺。但是，手握这种斧钺的人，总是在开山辟路。那些只会坐在凉棚下说三道四、指手画脚的人，大多不懂斧钺。开山辟路的人没有时间参与评论，由此造成了等级的倒错、文脉的失落。
等级，是文脉的生命。人世间，仕途的等级由官阶来定，财富的等级由金额来定，医生的等级由疗效来定，明星的等级由传播来定，而文学的等级则完全不同。文学的等级，与官阶、财富、疗效、传播等因素完全无关，只由一种没有明显标志的东西来定，这个东西叫品位。其他行业也讲品位，但那只是附加，而不像文学，是唯一。
总之，品位决定等级，等级构成文脉。但是，这中间的所有流程，都没有清晰路标。这一来，事情就麻烦了。环顾四周，现在越来越多的“成功者”都想以文炫己，甚至以文训世，结果让人担忧。有些“儒商”为了营造“企业文化”，强制职工背诵古代那些文化等级很低的发蒙文言；有些电视人永远在绘声绘色地讲述着早就应该退出公共记忆的文化残屑；有些当代“名士”更是染上了古代的“嗜痂之癖”，如鲁迅所言，把远年的红肿溃烂，赞之为“艳若桃花”。颇让人不安的，是目前电视上某些文物鉴定和拍卖节目，只要牵涉到明清和近代书画，就对作者的文化地位无限拔高。初一听，溢美古人，无可厚非，但是这种事情不断重复也就颠覆了文化的基本等级。就像一座十层高塔，本来轮廓清晰，突然底下几层要自成天台，那么上面的几层只能坍塌。试想，如果唐伯虎、乾隆都成了“中国古代一流诗人”，那么，我们只能悄悄把整部《全唐诗》付之一炬了。书法也是一样，一个惊人的天价投向一份中等水准的笔墨，就像一堆黄金把中国书法史的天平压垮了。
面对这种情况我曾深深一叹：“文脉既隐，小丘称峰；健翅已远，残羽充鹏。”照理，文物专家不懂文脉，亿万富翁不懂文化，十分正常。但现在，现代传媒的渗透力度，拍卖资金的强烈误导，使很多人难以抵拒地接受了这种空前的“文化改写”，结果实在有点恐怖。有人说，对文学，应让人们自由取用，不要划分高低。这是典型的“文学民粹主义”，似是而非。就个人而言，不经过基本教育，何能自由取用？鼠目寸光、井蛙观天，恰恰违背了“自由”的本义；就整体而言，如果在精神文化上也不分高低，就会失去民族的大道、人类的尊严，一切都将在众声喧哗中不可收拾。如果不分高低，只让每个时间和空间的民众自由取用、集体“海选”，那么，中国文学，能选得到那位流浪草泽、即将投水的屈原吗？能选得到那位受过酷刑、耻而握笔的司马迁吗？能选得到那位僻居荒村、艰苦躬耕的陶渊明吗？他们后来为民众知道，并非民众自己的行为。而且，知道了，也并不能体会他们的内涵。因此我敢断言，任何民粹主义的自由海选，即便再有人数、再有资金，也与优秀文学基本无关。这不是文学的悲哀，而是文学的高贵。
我主张，在目前必然寂寞的文化良知领域，应该重启文脉之思，重开严选之风，重立古今坐标，重建普世范本。为此，应努力拨去浮华热闹，远离滔滔口水，进入深度探讨。选择自可不同，目标却是同归。那就是清理地基，搬开芜杂，集得高墙巨砖，寻获大柱石础，让出疏朗空间，洗净众人耳目，呼唤亘古伟步，期待天才再临。由此，中华文化的复兴，才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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