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和我们日常所认为的残暴之君，差异很大。
在《史记》中，司马迁通过朴素的唯物主义精神来撰写秦始皇，毋庸置疑，作为历史上第一位称呼为皇帝之人，列为本纪，无可厚非。
书中记载，秦始皇的出生和身世之谜，估计也是千古疑团。
童年在赵国质子生涯，对性格的养成，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被列为一国之君后，刚开始也是听命于吕不韦等相和大臣（在历史上，相与大臣之间还是有着很大的区别。“相”者，位高权重也，多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稍有异心，还是很容易就可以取而代之的；大臣，更多的就是辅助者，一个国家治理环境中的小节点，重要但不致命）。
当时的秦国，确实网络了一大批能人志士。很多是在他国郁郁不得志之辈，在秦国的统治阶层，却能够知人善任。结果就是个个奋勇，人人争先，不管目的是什么，都在努力的为秦国的强大而进取，武将攻城略地，文臣安邦治国，妥妥的，和谐团队。不得不佩服，用人是个大学问（再替西楚霸王惋惜两句，后来刘邦帐下多少，先后在霸王麾下效力过呀）。
在发展过程中，也曾经有过既得利益者与外来和尚的争斗，法家大师，李斯先生，妙手写就一篇文章《谏逐客书》，秦王果然非比常人，思前想后，同意所奏，对李斯也是升官许愿，君臣合力，共谋锦绣前程，可惜，李斯识人之术并未到家，方才导致最后的悲剧。（请君入瓮之最早原型乎？）
对内，君臣思想高度统一，何尝不是嬴政个人能力的充分体现呢？
对外，胡萝卜和大棒同时发力，一点点蚕食掉其他六国，形成大一统的局面，这些是否也有最高统治者的极大功劳呢？
接下来的各项措施，方才显出来，千古一帝的手段：统一度量衡，取消宗室分封、设立郡县制，“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不一而论，逐一叙述两句。
统一度量衡，简而言之，就是将经济大权收归中央，这个相当厉害，后续的很多政策，都是基于此，细细体会。
取消宗室分封，在秦朝，宗室之间的争斗，没有那么的凶残，当然，具体的效果不好说，毕竟秦朝，二世而亡，颇为可惜。（扶苏和胡亥，更多的是相的思量和斟酌，在这时候，一国之君（含储君）竟然成为了棋子，可看出相权利之大）
郡县制，官员的任命，不再是终身制，单纯从这一点来说，对全国的优秀人才是件好事，可以聚天下之智力而用之，考核制度较为先进，调任，更是完美解决了一些培养自有力量的弊端。
车同轨，保障人财物的快速调配、归集、使用，特别是运输设施设备的标准化，从经济学角度来说，成本是长期处于低水平，效益就会很高。
书同文，把信息的传递放在相同的平台上，有方言可以，谈事情，都是有官方语言的，降低了沟通成本，绝对是好事。
行同伦，个人认为，在这一点上，更是将中华民族大大的整合在一起，意识和思想方面的趋同，避免了内耗。从客观上，对整个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也是一种呼应，后期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题材的繁荣更是一种助力。
秦始皇在统一全国之后，非常喜欢到处游荡，瞎猜测一下（后面说的纯属个人胡乱猜测，半点也当不得真的）。
小时候的经历，应该是造成秦始皇性格里具有多疑的成因，后来家庭的变故，更是让其对信任有了重新的感知。自卑的人，更容易走向自大的极端，在给自己定皇帝名字的时候，便是充分的体现。
后来的游荡，估计是在寻找不为人知的秘密。“亡秦者胡”，更可能是一种为出巡所找的理由，毕竟蒙恬将军的30万大军，打的当时所谓之胡人——匈奴，跑都跑不及，以至于多少年之内，一步不敢踏过来。就算草原上，敢于“鸣镝弑父”的冒顿，一位把汉高祖刘邦困得极其狼狈的英雄人物，也是在秦始皇去世之后，方才对中原有了新的觊觎（当然，从时间节点上来说，也有点不吻合，呵呵）。
后期，到处寻仙山、找灵药，追求长生不老，难道仅仅是为了延续生命吗？焚书坑儒，真的就是如表面显示的那么简单吗？
我怎么觉得，秦始皇的这些举动，一直都在掩饰，难道他真的是外星来客？一直在寻找的，莫非是返回的飞船？
哈哈哈哈，如果有时间的话，接着写下去的话，应该是一位脑洞大开的编剧或奇思妙想的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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