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先生创议重刊袁中郎全集，得到了周作人的肯定。
周作人先生，以为近代清新的文体，肇始于明公安、竟陵的两派，诚为卓见。可惜清朝馆阁诸公，门户之见太深，自清初以迄近代，排斥公安、竟陵诗体，不遗余力，卒至连这两派的奇文，都随诗而淹没了。
当然公安派的没落或者被禁是有其深层次的历史原因的，兹不赘诉。它反对复古的文学流派，对小说、戏曲等惯常被认为是不入流的文学作品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自明以来模拟古文、诗词的做法实在如同“粪里嚼渣”，他们提倡文学创新，主张文学应该反映自我的精神境界与追求，而不是完全照搬古人的路径，没有任何个人精神的展现。
这样的提倡，不但触怒了文人，而且还得罪了皇帝，三袁文集于是都被列入禁书，一概没收销毁了事，结果是想看的固然没得看，就是咒骂的人也无从得见，只好闭了眼睛学舌胡骂一通罢了！
而桐城派攻讦之论如：“深中明季山人之习，坠入竟陵公安一派，实为亡国之音。”又云：“明朝之亡正是李屠诸人（李卓吾和屠长卿）”可见两派成见已深到达水火不容的境地。
在义理、考据之学互相攻计、争长斗短之际，志在古文艺术的桐城派学人，从四库馆悄然退出，讲学江南，培植后学，以辛勤的努力，创立和促进桐城派的形成。
这桐城派形成于雍、乾，极盛于嘉、道，绵延于同、光，笼罩文坛二百余年，至“五四”时期才渐至消亡。桐城派作家崇尚《左》、《史》及唐宋八家以来的古文传统，追求文从字顺，言简有序、纯净秀美，于平易琐细中见情致的文风。在各种散文中以杂记序跋、碑志传状见长。桐城派与当时诗界中的宋诗派，词界中的常州词派鼎立三足，共同构成清代文学的灿烂与辉煌。
而公安派曾在明末兴盛一时，但是有清一代对他们的研究和评价并不多见，甚至受到他们影响进行文学创作的也很少见，有者也只是寥寥几笔。历史的车轮走向近代后，公安派的历史地位才逐渐得到重视，周作人、郁达夫等人在探讨新文学运动的源流时，方知明代“公安三袁”的开创性地位。
单从文学的优美可读性趣味性而言，我个人则完全偏好于公安派，也可以说它完全把握住了我每一条动脉，我可以轻易的被它的一组词、一句话、一个简单真实清新的意境所倾倒，而它提出的文学应独抒性灵，当不拘俗套，更是切合我意。它的题材多描写自然和生活琐事，以游记、尺牍、清言小品为主。
“清言”，又称清语、冰言、隽语等。所谓“清”，是指与混浊的尘世相比而言的清明美好的境界。“小品”一词原为佛家用语、佛家将佛经的全本或繁本称为“大品”，与之相对的节略本称为“小品”，因此小品的本义是指佛家经典的简略译本。明代使用小品这一概念，主要是和那些高头讲章区别开来。清言小品这种体裁，在唐宋之前以《世说新语》为代表，唐宋以后开始大量涌现，主要是受了禅宗语录的影响。中唐以后，记录高僧说法的禅宗语录广为盛行，到宋代出现了摹拟它的儒家学者的语录，如《朱子语类》等。到了明代，清言小品蔚然兴起，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由于道德桎梏有所松驰，文人们可以自由大胆地表露性灵，文坛上涌现了一批极具个性、创造力极为旺盛的才子，性情的解放达到了高潮。而清言小品这种形式，不拘长短，不泥骈散，随手点染，最适于抒发性情，为文人们写作时所青睐。他们竞相创作，涌现了一批立意警拔、韵律谐美、清畅优美的清言类著作，林语堂先生将之称为“享受自然和人生的警句和格言”。
而袁中郎喜谈禅，又谈净土，著有《西方合论》一卷，东坡之喜谈修炼也正是同样的一种癖。伯修与小修，陶石篑石梁，李卓吾屠长卿，也都谈佛教，这大约是明末文坛的普通现象。正统派照例是儒教徒，而非正统派便自然多逃儒归佛，佛教在那时虽不是新思想，却总是一个自由天地，容得他们托足，至于是否够说信仰，那我就不好妄自揣度了。
《诗经·国风》云：
有兔爱爰，雉离于罗。我生之初，尚无为。
我生之后，逢此百罹。
尚寐无吪！
大意是：（野兔往来任逍遥，山鸡落网惨凄凄。在我刚出生的时候，没有战乱灾祸；在我成年这岁月，各种苦难竟齐集。长睡吧，把嘴闭起来！）
这种感情在明末的人心里大抵是很普通罢。有些闲适的表示实际上也是一种愤懑，即尚寐无吪的意思。
这样的文风在民国有死灰复燃之貌，且影响深远至今，大约也是恰好迎合了当时一大批文人的避世隐逸，愤怒无奈之情吧！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