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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虽然人们生活上不算富裕，但还是非常重视过年的。过了腊八（腊月初八），年味便开始浓了起来，家家户户就开始准备过年的东西了。街上的孩子们也开始念承传多年的顺口溜：“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做豆腐；二十六，……”
在我们家，年味就更浓了，腊月十五以后，村里的人们就开始陆续到我家找父亲写对联。父亲是公办教师，原在外地教书，文化大革命下放回家，回本村小学教书。那时候人们生活都比较困难，父亲总是事先预备好笔墨纸砚，义务为乡亲们书写对联，我们村是几千人的大村，直到年根底下父亲才得闲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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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一年和往年也没有什么两样，父亲老早就买好了猪肉和其他食品，已备过年招待客人。母亲也是很早就给我们准备好了过年穿的新衣服。
除夕夜，我帮着奶奶上香，我拿着蜡烛先是给王母娘娘，而后是灶神爷、土地爷一处处的上。那时候，上香也是不折不扣的封建迷信，让人发现，会挨批斗的。所以，奶奶告诉我：“千万别和外人说。”就这样，过年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多了一层神秘感。
刚和奶奶上好香，母亲说要带我去大舅家。除夕的晚上，我跟着母亲来到大舅住的家里。这是离我们村不远的一个小镇，大舅家有很大的一处宅院，大舅就住在临街的房子里。灰暗的灯光下，大舅一人躺在床上，又干又瘦。
见我们进来，他勉强支撑着做起来说：“大年三十的，你又来了，都是我连累了你呀！”母亲从包里拿出一个眼镜盒递给大舅说：“我又托人给你买了个眼镜，戴上看看合适不。”说这话，母亲把给大舅过年吃的饺子等东西放在桌子上，还有两盒香烟。
按照现在的话讲，大舅原来就是一个企业家。那时候叫资本家，文化大革命给他戴上了资本家的大帽子，迁回老家接受教育改造。
大舅从小没有干过农活，在农村他还不如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所以，造反派经常开他的现场批斗会，说他不接受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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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给大舅戴着一米多高的大帽子被批斗，一个造反派故意打坏大舅一千多度的眼镜。离开了眼镜，高度近视的大舅什么都看不见。除此之外，大舅的腰、腿也被打的不能站立行走。批斗会结束大舅是趴着回家的。
大舅戴上母亲送来的眼镜，一下子什么都看到了。他就像一个小孩子高兴极了。
这时，大表哥、大表姐来了，他们是大舅的孩子，但年龄和母亲也差不多少。他们也很神秘，说是现在都忙着过年，外边没人看守才敢进来的。他们还说：不敢多呆，少歇会儿就走。
他们握住久别父亲的手，酸心的泪夺眶而出，久久不能开口。没有多长时间，也没有说上几句话，他们就要走了，母亲拉着我也随他们出来了。
出了门，大姐说：“三妹在市里XX中学教书，高中的学生都是挺大的个子，说她出身不好，狠劲打她，肋骨都被打断了，还在家养病呢。老四儿大学毕业，分配不了工作，女朋友也分手了，他精神受到很大的刺激，每天郁郁寡欢，唉……。还是小姑姑到农村躲躲，也少受些伤害。”
说完他们就走了，是我和母亲目送他们走的。一个除夕夜，我好像长大了许多，好像经历了许多，也好像神秘了许多。
儿时的年味浓浓，儿时的记忆犹新，难忘的新年挥之不去。
到了七九年，大舅终于平反了。但是我问他对那件事有什么看法，他却说：“群众起来了……感谢党，感谢群众对我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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