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我在租住的房子里，听鲍勃·迪伦。
房子只有一间，墙角放着一床、一桌。隔断那边，住着一家三口，每天早出晚归，像在出摊做小买卖。
那时我刚毕业，白天去公司，夜里回来睡觉。自行车支在床边。翻书累了，倒头便睡。书只管敞着，不必书签，日记也是如此。一个人挂上锁、出去，一个人掏钥匙、进来。有时，夜里长坐无绪，就特别想听个动静。竖着耳朵听隔壁人说话，听鲍勃·迪伦。要么听不清，要么听不懂。实话说，没觉得迪伦的歌声好听过，只是觉得就他不闹得慌。夏天雨水多。下雨时，我又常常坐在门前看水龙头、水桶、看裂开的门脚。把蜗牛一个一个从墙摘下来。
读《鲍勃·迪伦：诗人之歌》时，我又想起那段日子。不知道这算不算作赞美迪伦。你没办法撇清他的生活与音乐，或者说他的生活就是他最好的音乐。所以，关于迪伦的文章，才有了种种“一个不想当裁缝的厨师不是个好司机”式的标题。这不是逻辑混乱造成的滑稽感，而是行业模糊证明的多才多艺。在讲究分工和垂直度的年代，一个走到生活中去的人，是不容易被捕捉的。人不是昆虫。一个人的存在，不一定具有分类学含义。
《鲍勃·迪伦：诗人之歌》的价值在于其普适性。相比一个音乐艺人传记，更像在描述一个青年如何走向生活，如何以某种方式把握他的生活。迪伦身上有一种把握生活的自觉意识。这种意识是成就伟大音乐的前提。
现在，我在网易云音乐上，一张专辑、一张专辑地听鲍勃·迪伦。这么多年，生活改变了这么多，只有他还是不那么好听。
在一张又一张写就的专辑中，迪伦发现了荒凉萧条的力量，也发现了喧哗骚动的力量。那是一种无家可归的力量，一种在寒冷中和衣而睡的力量，那是一种人潮涌动的力量，一种背对抽象人群的力量。这种力量一旦拥有，便不会轻易消失。
鲍勃·迪伦说，“人的命运是什么？大概什么也不是”。你必须对自己有那么一点明白，或者有一点点把握才好。否则，你连你能想到的最差劲的饭也吃不到，你什么也不是。鲍勃·迪伦的艺术生涯，是个体为保持意识觉醒而持续对抗的过程。也是对抗同质化、对抗标签、对抗媚俗的过程。他对抗民谣的媚俗、对抗左翼的媚俗、对抗商业的媚俗。他反对媚俗，也反对那些“以反媚俗姿态”出现的媚俗。他的艺术生涯诠释了“尽管个体不能改变世界，但至少可以尝试不被主流意识形态吞噬。但这需要以艰难的意识觉醒为代价，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才不至于忘却。”
他不断突破别人设置的框架，又不断突破自己形成的框架。始终提防把自己局限在一个维度、一种风格里。不但前无古人，而且永远不会自我重复。让-多米尼克·布里埃把这一点称之为“迪伦从来一贯的极具贵族气质的行为准则”，他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取悦自己。
为民谣注入了灵魂的，恰恰是一个不局限于民谣的人。如何能够从套路中走出来，试图把握属于你的现实？又有多少人终其一生，从未尝试着去真正理解现实？
有时人甚至连自己想做什么都不知道。这样，他要么去做别人所做的事（随大流），要么做别人希望他做的事（集权主义）。——《活出生命的意义》
我想，鲍勃·迪伦下面的这段话，会让你从某个梦中醒来，睡意全无：
我从来不是那种希望贴近观众口味的歌手，我从来没有试图让别人喜欢我。艺术家追求掌声吗？某种程度上是的，但也并非完全如此。这取决于他是什么样的艺术家。比如比莉·哈乐黛，她第一次唱《奇怪的果实》的时候，没有人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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