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仨是一个院子长大，就是人们说的发小。我，李华夏，张文兰。
在贵阳市都司路78号，有一个大院，当时叫贵州省劳改局，现在叫监狱管理局。那是一个很大的四进院子：第一个大院有办公大楼，一栋苏式结构的四层楼，我们的父母都在这楼里上班。楼前是花园，篮球场。第二个院子就是宿舍区了。当时有一栋四层楼的房子，因楼上有一个五角星，我们都叫它五星大楼。在此楼的两边是两排相对的平房，中间是花园，在五星大楼的后面，有一个不大的院子，劳改局的几个局长家就在那。在平房的后面，还有一个院子，我们就住在那里。其中有一栋两层的小洋楼（是一个军阀留下的，文革后还给了他。）院子里还有一棵有点斜的树，它也是我们的玩具。我和华夏住在这栋小洋楼里。我家住楼上，她家住楼下。张文兰住在五星大楼旁的那排平房的中间的两间。
我和华夏在公安厅托儿所长大。文兰是在凯里，读小学后才来到我们院子。以后，我们仨从小学，中学，知青都是在一起。直到工作才分开。
华夏，在家是老大，也是我们的老大。因她们家条件好，我们常去她家玩。那时，她爸爸是退伍军人，有点残疾，因此每月多了补贴。而她妈妈是广州人，公安篮球队的，特别能干，家里常常有新鲜玩意，包括没见过的玩具。
文兰比我们小两岁，那时话不多。
而我，虽然和华夏同年同月，因在家是最小的，话也不多，没有主见，一切都听华夏的。
我们仨的友谊的建立，确切地说是在当知青之后。那时，我们因父母都在一个系统工作，故，下乡到了同一个知青点：公检法系统的芦猫塘知青农场。当时，这里有400多知青。每天都有很多笑声和哭声。开心就笑，委屈就哭，就是那时的写照。
我们仨吃饭时总是在一起。很奇怪的是，那时的我非常能吃，每个月的饭票，20天就吃完了。然后就吃她们俩的。但是我没觉得是在吃别人的，而她俩，也从没笑过我，也没嫌弃过我。到冬天，华夏在房子里用热水洗衣服，我和文兰到池塘边用冷水清衣服。也没觉得哪里不对。那时真的很单纯，人与人之间简单而朴实。
记得有一次，中秋节快到了，华夏把我们仨的零用钱收起来，让我和文兰去几公里外的农村合作社买月饼。路上也不敢偷吃，（那时人真老实）回来后，华夏居然把月饼锁了起来。我俩馋得不住央告，想吃月饼。但是，直到中秋我们才得到了那硬邦邦的月饼吃。
在知青农场，我们常常会得到一些当时被禁止看到书。只要有书，我们就抓紧时间看，因为后面排队的人很多。那时，我们还会填词，写点东西。华夏是最有才的。知青农场还成立了理论学习小组，我们都是小组成员，常常开会学习，讨论时事。有时候我们会爬山，在山顶上朗诵。有一次，华夏填了一首词。当时有个男知青喜欢她，陪我们上山把这首词用螺丝刀刻在了一块大石头上。还说，过十年后来看看青春的记忆。其时，我们也是文青。往事如烟。
从知青农场回来，我去了中专读书。华夏上了贵工，文兰上了贵医。从此我们仨就各自东西了，当然，只要有空，我们经常会到文兰家聚。因为她家还住在都司路，市中心，方便。
之后，我当了电力学校的老师。华夏大学毕业进了工厂。文兰留校在贵医。之后她结婚就去了安徽蚌埠，我们见面真的少了。再后来，她又去了德国，我们几年都见不上。
之后，我们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忙碌着。期间，华夏换了工作，到了税务局，以理科生的思维，理顺了工作中的乱麻，还制定出很多税务管理的条例。工作干得风生水起，后来当上了区税务局局长。
文兰到了德国明斯特，这是一个小城。读了博士。后就留在明斯特大学卫生研究所。这是一个在德国非常顶尖的研究所。在2011年，德国大面积爆发肠出血性大肠杆菌的疫情中，已是研究所细菌专家的张文兰参与这次研究并最终控制了疫情。为此，她们这个团队得到了德国最高医学奖（相当于医学界的诺贝尔奖）。而文兰，是这个团队唯一的外国人。中央四台和新华社就此事对文兰进行了专访。但那时的资讯没现在方便，到文兰回国后，我们才知道这一喜讯！当时我劝她买一件旗袍，以后有这种场面好穿。但文兰说，她在这个团队本来就是外国人，其实德国人很排外的，如果再穿得与众不同，会让有些人不高兴的。可见文兰做人的谦和低调。
而我，在结婚生完孩子后就离开工作岗位，做了家庭妇女。孩子长大，为了教他，我在家里办了小班，找几个孩子的同学一起为他们上《论语》。那是2000年。从那时起，我陆陆续续教了一些学生。在这过程中，我越来越喜欢传统文化，一直坚持，在2011年，终于办成了乐学堂。我一直以来的心愿总算实现了：有了自己的学校。现在，我还是坚持上课并乐在其中。学校的发展也因国家的提倡传统文化而日益扩大。
2005年初，文兰从德国回乡探亲。当时我因车祸，没头发带个帽子。文兰看见后以为我是癌症做化疗。知道情况后，安慰我说能这样已经没问题了。其实当时我一直担心，怕好了之后是傻子。成天昏昏沉沉的。她的这般话，给了我定心丸。毕竟，她是医生，我相信她。临走时，她问我想不想去德国玩，她帮我办担保。
在2006年的圣诞节，我已到了德国明斯特的教堂里了。在她家的一个月，我看到了华人在德国的生活。文兰开朗的性格，让她在国外过的有滋有味，并不孤独。她说她搬新家时（德国没有搬家公司），做了很多中国菜，同事们来帮她搬家。吃完饭后问的第一句话是：“你好久又搬家！”在她家时，我们经常喝啤酒。每次到超市，都会买不同牌子的啤酒，换着喝。在德国的一个月，是我这辈子喝啤酒最多的一个月，太好喝了。
在德国，有时我们一起上街，她们两口子，一个185，一个172。我常常小跑跟着，她还问我：“你跑什么？”我苦笑着说：“不跑能跟上你们吗？”两口子大笑。这就是文兰，幽默的文兰。
有一次，我们一起去科隆，卖火车票时，买票的说：“柜员机上买会便宜些。”我们又到柜员机上去。但是文兰不会操作，第一次没买成。当时我说，就在柜台买吧，别费这个事。文兰不干，一定要买到。最终我们买到了便宜两元的火车票。这就是文兰，执着，相信自己的文兰。
我从德国回到贵阳，帮文兰带有东西给她父母。到后还没来得及去他妈家，文兰电话就来了，问多久去？我回答明天就去。她问，电话预约了没？我笑笑说，又不是德国，中国人不兴这一套。这就是文兰，做事严谨的文兰。
这几年，文兰几乎每年回来一次，于是，大家有了更多的见面机会。每次都是高兴而来，尽兴而归。文兰在德国买了地，修了小二层的房子，还带有花园。照片发来，我们都高兴地不得了：房中取暖的是壁炉。我们仨从小都喜欢看书，尤喜欧美小说中那种在壁炉前看书聊天的画面！商量好，找时间去，冬季去，带上喜欢的书。但是，这个行程一拖再拖，最终没有实现！2016年回来后，体检有点问题，但是文兰没说，我们都不知道。之后听说身体微恙。慢慢发现微信少了，还以为是工作忙，没在意。2017年上半年的一天，儿子回来说好像文兰阿姨身体不好，她侄女去德国看她。我马上问小侄女，她说没事，她去德国办事。我也就没在意。后来，文怡才说他姐姐生病了。我想去看看，当时就办签证。但是，签证还没办好，噩耗传来，文兰走了！世事茫茫难自料！
直到这次刘陆山回来，才知道，病中的文兰真的很想见到亲人和朋友！命运弄人，我们竟不得一见！
惊闻文兰仙逝，无限悲伤！痛失好友，遥寄哀思，曾经围炉，共话巴山，转眼作别，阴阳不见。愿有来生，再剪西窗。
文兰，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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