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桥铺的故事（十一）
原名 我的读报情结
文 庞国义 图 李小林
如今进入网络时代，电脑、手机、电视等传媒方式铺天盖地，获取消息的来源快捷灵活，我却依然对传统的纸质媒体——报刊情有独钟，始终保留读报这种习惯。
家中订有《重庆商报》和《重庆广播电视报》两种报刊，还不时零星购买《南方周末》、《文摘周报》、《参考消息》等，每天不花一个多小时先将报纸细细游览一遍，心中则不踏实，否则牵肠挂肚，办事出门都觉得无精打采。
这也许是一种守旧，更多的是一种怀旧，是从小对报纸产生的依赖和信任感。当今一条消息在网上传播很久，如果报纸不刊登，则认为不可靠不属实不认可，也不予交流言及。这番读报情结来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迄今已逾半个多世纪。
李小林上世纪的老街韵味.jpg
读小学时与同学们在一起摆龙门阵，觉得一位叫李旭章的同学见多识广，口若悬河，“天上知一半，地下全知”，心中好生羡慕。后来我却发现他经常站在他家对面的邮政所门前看报纸，这才知道他获取信息来源的秘密。打那之后，我也就成为邮政报栏的热心读者，据我所知，街坊同学郭思元、於渝生等也都是那个邮政所报栏的阅读常客。
尽管家庭经济拮据，我还是利用寒暑假打猪草割牛草赚来的钱，先后订阅过《新少年报》和《中国少年报》。每逢收到报纸的那一刻欣喜倍加，如获至宝，先匆匆浏览一下大体内容，然后拿回家静静地品读玩味。
三年困难时期，尽管肚子缺少油水，整天饥肠咕咕，我却不管暑热霜冻，风雨无阻地跑到街道中部那间小小的邮政所门前，将张贴在报栏里的《重庆日报》阅读个遍，有时因为报纸没有及时贴出，常常一天跑几次，直到看见当日报纸才放心。
每逢到两路口、体育场、牛角沱这些地方玩耍，必然要跑到附近的上清寺邮政总局去一趟，那里环绕办公大楼的墙上被制成一段长达二三十米的报栏，张贴着《文汇报》、《新民晚报》、《羊城晚报》、《体育报》等全国各地十多种主要报纸。于是我不惜花上大半天时间，在那里挨遍浏览。当有人得知我花一毛四分钱车费进城就是为了看一阵报纸，便嗤笑我为不可理喻的傻子。
到了文革初期，报纸的发行极不正常，我往往跑数趟也不见报纸踪影，非常懊恼。一天，在气愤之余，便以读者身份提笔写信给报社，质问报社为什么不理解读者心情，把“日报”变“晚报”？为表示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就在我的真实姓名后随意添加了几个化名以壮声威，贴上四分钱的邮票，寄给了重庆日报社。
大约在一周以后，重庆日报社给我回了一封信。内容是解答我的质问，说现在报纸刊登内容均以收听新华社播发的稿件为主，图片也由新华社传真过来。因为新华社播发稿太长，需要花大量时间进行编排校对，不容有半点差误，所以报纸出来较晚，没能让读者及时见到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表示歉意，敬请谅解！
这封信用的是报社专用信封，却把收信地名写错了。门牌号数将生存路59号写成69号，收信人的名字又被写成“庞国文”，故此信件没能一次准投。
邮递员非常敬业，发现69号没有人叫庞国文，他便挨家挨户地寻找，惊动了地段居委会。居委会人员都知道街口只有一家人姓“庞”，目标便直接缩小到我们家。我已经返校参加文化大革命，要周末才回家，错过了与邮递员当面会晤的时机。
事后听我母亲讲，那天上午，由居委会负责人带队，后面跟着治保委员、居民小组长等一帮人，直奔我家而来，要查找这个“庞国文”。
一封信为什么弄出这么大的动静？原来这与当时市内的文革形势紧密相关。
当年，全国各地不少报纸被人揭发出有“炮打红太阳”的“反革命行为”，诸如透过报纸的正反两面可以看见领袖巨像被长矛直指胸膛，或者下角的大炮口径正对着上角的天安门城墙之类。一时间草木皆兵，风声鹤唳，举国效仿。人们拿起报纸不是首先阅读内容，而是将报纸翻来覆去的进行透光检查，希望能像福尔摩斯那样破解出“惊天大案”来。
重庆也不例外，为了寻找炮轰市委的钢鞭材料，天天有人拿着报纸做文章，终于发现1966年8月26日那天的《重庆日报》通栏标题底纹下，隐藏着许多相似于汉字的花纹斑点，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再经过七拼八凑，连读起来好像是“北京大红尸”几个字。
这条恶毒攻击红色首都的“反动标语”犹如惊雷在山城炸响，城区大街小巷立即贴满兴师问罪的大标语和大字报。当天晚上，在北京、天津、哈尔滨等外地赴渝串连红卫兵的宣传鼓动下，重庆市一万多名学生浩浩荡荡杀向解放西路，把重庆日报社围得水泄不通，学生们高呼口号，发表激情演讲，愤怒声讨《重庆日报》的“滔天罪行”。
经查证，这块从50年代起就几乎天天套用的装饰性花边模板，是《重庆日报》从《文汇报》购来的，而《文汇报》又是接收日伪报社财产得来的，图案中确实有日本北海道（北）、京都（京）、大阪（大）、江户（江）、神户（户）等许多地名的缩写字体，而头脑发热的造反小将们把“江”字误认为“红”，“户”字误认为“尸”，生拉活扯，牵强附会地拼逗出一条“反动标语”。
但学生们并未认输解气，决心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第二天，又去报社把总编辑袁明阮拉出来戴上高帽子，游街几里路押到市委大院，在那里召开了现场批斗大会，要他承认其恶毒攻击红色首都的反革命罪行并指认出“黑后台”。这个袁总编无论怎样解释，都被学生们斥为“狡辩”，后来干脆一言不发，任学生们挥拳狂呼口号，严厉呵斥责骂，一直折腾到深夜才被释放回单位。
从此，更多的人天天拿着放大镜在报纸上寻找“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和伟大领袖”的蛛丝马迹。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重庆日报社用该报的信封给我寄来一封信，自然引起人们高度警惕，掀起一个小小的回信风波。
居委会干部当着邮递员和母亲的面拆开信封，叫邻居学生一字不漏的当街宣读信笺上的内容，结果大失所望，仅仅是报社解释我对报社的质疑，没有发现双方有任何“反动言行”和不可告人的直接联系，便悻悻收兵回营。
邮递员确认这封信是写给我的后，便把信交给了我母亲，归我家所有。这封信在我箱子里压了20多年，后来搬家清理资料时，觉得没有什么价值就扔掉了。如果留到现在，也可当做见证文革初期报纸制作和发行状况的一件珍贵文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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