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晚年定论》20:读书太过易反动

《朱子晚年定论》20:读书太过易反动

学问根本在日用间，持敬集义工夫，直是要得念念省察。读书求义，乃其间之一事耳。旧来虽知此意，然于缓急之间，终是不觉有倒置处，误人不少。今方自悔耳！

这封信收入《朱子晚年定论》时，题为《答潘叔恭》。

潘景良，字叔恭，婺州金华人，与潘叔度、潘叔昌为兄弟，共同受业于吕祖谦门下。巧的是王阳明编定的《朱子晚年定论》，收录了分别收录了朱熹同他们兄弟三人的书信，也算是别有深意吧。

实际上朱熹同金华有着极深的缘分，金华人潘时创建了月林书院，邀请朱熹前来讲学。朱熹自然在这里斩获了不少的粉丝作为弟子，潘姓人家的子弟自然也在其中。他让自己的两个儿子拜理学家吕祖谦为师，两个儿子分别娶了吕祖谦的女儿和吕祖谦座下潘姓弟子的女儿，全都成了金华女婿，从此更加同金华这个地方“扯不断，理还乱”了。

在书信中，朱熹谈了自己的领悟。

学问的根本在日常生活之中，“持敬”“集义”的功夫，只不过是在日常生活中念念不忘、时时省察罢了。通过读书求个确切的意思，只不过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件事情罢了。以前虽然知道这个道理，但在轻重缓急之间，终于还是不知不觉本末倒置了，因此误导了不少人，如今自己才觉察到已经悔之晚矣！

所谓持敬，就是时时处处心怀敬意，抱持一颗敬畏之心。孔子提出了“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天下”，连缀起来的话，之所以要时时处处心怀敬意，抱持一颗敬畏之心，是为了“安人”“安天下”，更是为了修养自己的身心。

所谓“集义”，出自《孟子》，孟子养浩然之气是“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浩然之气要在长期做符合道义的事情过程中自然生成、汇聚、积淀，而不是凭借一两次对于所谓的道义之事的刻意为之来侥幸获得。侥幸获得的只是个虚名，长期生成、汇聚、积淀下的才是真正渗透进骨子里的浩然正气。

我们假定读书是“学为圣贤”的唯一途径的话，便无法解释尧舜，两个人绝对算得上了不起的圣贤，但两个人所处的时代，是没有书可以读，没有书供他们求确切意思的。正因为如此，朱熹才意识到读书只不过是学者实践“学为圣贤”的众多事情中的一件，日常生活才是真正的广阔天地。倘若只局限在读书上，或者将做学问完全同读书等同起来，一定会有失偏颇的。久而久之，便丢失了读书“学为圣贤”，读书学做人的根本。最后，读书是读书，做人是做人，人就成了道貌岸然的双面人。金庸先生的小说《笑傲江湖》中，有个伪君子叫岳不群，两副面孔的人，即便在江湖也是很让人讨厌的。

作家王跃文有篇杂文——《假装无耻》，在这篇文章中，王跃文评价朱熹是“存自己的天理而灭他人的人欲”。王跃文举了朱熹在提举浙东刑狱任上，为了抢夺营妓严蕊，向皇帝上奏章弹劾严蕊的爱人唐仲友，然后在严蕊坚决不从的情况下，以有伤风化罪将严蕊关进大牢，严刑拷打。王跃文还引用朱熹的一首小词“须酩酊，莫相违，人生如寄，何事辛苦怨斜晖”证明朱熹作为道学先生的真无耻。最后，王跃文翻出朱熹六十岁娶小妾的事实，将满口天理人欲之论的朱熹定格在了“假道学”的耻辱柱上。

王跃文大概是没有读过《朱子晚年定论》的，晚年的朱熹，已然认识到了过分读书的害处，意识到过分读书可能造成的“反动”。凡事过分了，往往会出问题。读书过分了，也概莫能外。书读得多了，说起来头头是道，做起来不知所措。轻则如赵括一般纸上谈兵，误国误己，重则“读书越多越反动”，被书本文字一叶障目，再也看不到切实的世界。

《金刚经》结尾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其实，读书人对待书，也要有这样的态度，把书本文字当作“有为法”，当作梦幻泡影、露水闪电去看，见过就是了，不必过分穿求。在梦幻泡影、露水闪电上耽误的太久，反而会忽略了现实生活的真道场，须知道人间才是最好的修炼场，大道一定是在人间，在日常生活之中的。

读书太过时容易反动，日常生活才是真正的修道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