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录拍医生诊疗过程有损医患互信

3月20日下午，记者在武汉市汉阳区一家公立医院门诊检验科看到，一名年轻女子正在抽血，旁边的年轻男子拿出手机，拍下了她和身旁的医生。“手机普及后，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这名医生对记者表示，他也无能为力。随后，记者探访了武汉市4家公立医院，在受访的20位医生中，有15人表示曾被患者拍照或录音过。（3月25日《楚天都市报》）

在记者采访的20名医生中，即有15人有过被拍照或录音的经历，占比不可谓不高。此外，记者又随机走访了30名患者，表示曾给医生拍过照或录过音的人数亦达16人，其中尚未包括不会使用录音笔或拍照手机的5名老年人。由此可见，在医院，患方录拍诊疗过程的现象已绝非个别，值得引起社会重视。

录拍诊疗过程的患者如此之多，固然与智能手机的普及有关，但也从某种角度证实了眼下医患关系的脆弱。尽管参与录拍的患者动机不一，并非都具恶意：有人习惯于“随手拍”；也有人仅为“录下医嘱，以免疏漏”。但不可否认，其中相当部分患者往往源自一种“自保”心态。用他们的话说，就是“一旦出现医疗事故，证据往往最能保护患者”。

显然，这类“自保”心态的背后，无疑是对医生群体的“不信任”。不可想象，一名随时处于“监控”状态下的医生，能够做到“心如止水”。而可以预料到的结果是，即便医生基于医德，此时同样将恪尽职守，但不排除会在整个诊疗过程中“有所顾忌”。而一名医生倘由此“无法展现最佳状态”，对患者意味着什么，相信不言自明。

更关键的问题是，患方在就诊过程中的全程跟拍，无疑将有损医患互信。如在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某医院，当医生正在抢救一名出现呼吸窘迫的重症肺炎患者时，其家属不仅全程录像，且威胁称“抢救不过来就曝光”。不难想见，尽管在经历了前些年的“莆田系医院风波”后，一度失常的医患关系有所修复。倘若患方此举成为常态，势必再次伤及这种好不容易建立、但依旧还很“脆弱”的医患互信局面。

从另一个角度说，患方跟拍的影像资料，也并非就是所谓的“撒手锏”。在法律实践中，法院对于医疗过失的认定，更倾向于采信第三方鉴定机构所作出的鉴定意见。而患方由于受限于自身专业水平及法律知识，其提供的影像资料往往难以体现客观真实，因而即便能作为“旁证”，其作用也相对有限。

更何况，患者一旦擅自将相关影像资料公诸于众，则涉嫌侵犯医生的知识产权和肖像权。若是其中出现断章取义、歪曲事实或不实评价，甚至还将涉嫌侵犯医生的名誉权。如此一来，岂不是成了典型的“损人不利己”。而对于患者而言，与其这样“两败俱伤”，不如选择到正规医院就诊，这才是对自身最好的保全措施。

事实上，我国医学后备人才尤其是全科医生及儿科医生之所以“青黄不接”，除了医学教育环节需要改善、医生待遇需要提高外，医患互信的缺失，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患方在公开场所录拍就诊过程，并不违法，但长此以往，势必导致医患关系日趋紧张。如此一来，伤及的不仅是医生群体，更是患者本身。

故而，患方录拍诊疗过程之举，实在有损医患互信，无疑不值得效仿。实际上，医生群体从总体上说，是完全值得患者信赖的，正如电视剧《无限生机》的片尾曲歌词所言，我把生命托付给你，是对你的信任。倘若我们的医患关系，能够早日如歌词所言，则无论对医生，对患者，都是“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