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要重新定义呢？鸦片战争后，封闭的国门被炮舰洞开，传教士接踵而至。我们在屈辱中再度迎来了“西学东渐”的高潮。他们先后创办了《遐迩贯珍》《中外新报》等刊物，刊载地质地理基本知识；1853年慕维廉编译出版的《地理全志》中首次使用中文“地质”一词，这是中国人第一次通过读物阅读到地质的概念；在民国以前，我国近代意义的地质调查与考察都是由外国人包办的。美国人庞培莱将东亚和中国大陆东部的山脉多为北东走向的构造线命名为震旦体系，这是近代地质史上第一次奠定并命名的中国大陆东部的构造线走向。德国人李希霍芬沿7条不同路线翔实考查了清帝国18个行省中的13个，“踏查之普遍，著述之精深博大，远非清人之所及”。他所提出的中国黄土风成假说、所建立的五台系、震旦系等地层系统、所使用的近代地学研究新方法，对中国近代地理地质、乃至整个自然科学的思想和方法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诚如翁文灏所说，“中国地质学之巩固基础，实由德人李希霍芬氏奠之。”记住这个名字，德国人李希霍芬，我国“丝绸之路”的概念也是他提出的。记住这个名字，德国人李希霍芬，虽然他来华的初衷，是为德国人占领胶州湾提供依据，但他对于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及地文之观念，其伟大贡献无与伦比。而我们呢，一开始由玛高温口译，华蘅芳笔述，翻译了美国人的著作《金石识别》；后来讲究“师夷长技”、“以强敌为师资”，先后4次向欧美与日本派出留学生。但由于深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影响，留学均以应用技术为主，停留在地质学的器物层面上，从来没有学习系统的地质学理论和方法，也就更谈不上重新定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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