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唐唐|王小波

杨唐唐|王小波

王小波的遗孀李银河女士写到：“台湾李敖说过，他是中国白话文第一把手，不知道他看了王小波的文字还会不会这么说。真的，我就是这么想的。”这句话提醒我，王小波是否已经达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在深读了王小波作品后我得出一个个人观点：王小波有过人之处，也有局限性。他的小说被高估了（或说被吹捧过度），他的杂文则被低估了。他的有些看法我不认同，比如他对小说写作的部分看法。但这不妨碍我对他的欣赏。

一个人选择成为一个作家，那就要准备好被人批评的准备，这种批评是一种善意还是一种恶意，其根源都一样。所以，每一个人眼里都有不一样的王小波，一个作家和他的作品在别人眼里绝难有惊人一致的评价。

假如要有一个标尺的话，王小波最接近我文学上的借鉴对象。每年都会有很多人以不同方式纪念他，有的人还以“王小波门下走狗”自居，可见他已经到了被神化的地步。我不是说王小波配不上这份厚爱，以他的性格，他是绝对不允许人们把他捧上神坛的。我想又有多少人认真读过他的作品呢！很多人是在消费王小波，而不是喜欢王小波。中国人总爱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在我看来这句话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在这上面我们也吃过不少亏，比如过去文学界曾花大力气宣传过枯燥乏味的“寻根文学”，大众也把三流的《班主任》《伤痕》等作品当经典来读。这表明真理还是握在少数人手里。所以，要再现一个真实的王小波，那就要抛开这种神话，让他回归本身与本真。

杨唐唐|王小波

对于王小波来讲，把他神话是他的不幸。在生前，他的滔滔才华体现得淋漓尽致，却少人问津；更不幸的是，在这个时代像王小波那样有才情的作家兼一流读者需要“打着电筒找”。当今时代，很多作家只是冲着走向市场去的，所以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文字垃圾。

王小波是一个很努力的人。从下乡知青到回城上大学、留学美国、学成回国到北大和人民大学任教，最后辞职做写作专业户。据说他辞职后考了一本货车驾照，说哪天实在混不下去了就干这个。他的经历真是一段传奇。

王小波对文学的执著，那种虔诚的对文学的敬畏态度，是那样的令人难忘。因为只有当你了解某种东西的本质，你才会去敬畏。文学可能是王小波人生的全部。

杨唐唐|王小波

王小波的所有作品中，《黄金时代》广为流传，也最具特色。他在叙事上借鉴了玛格丽特·杜拉斯，还深受维多利亚时期地下小说的影响。他对性的大胆描写，在幽默、诙谐背后是一种压抑，时代环境和社会发展造成的压抑，生活经历的压抑、精神的压抑。“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带着一种永远的怀念和亲切感。王小波也在试图营造一种伦理，试图去表现这种特质。陈清扬被骂作“破鞋”，周围人的各种眼光，都无不展现着那种精神压抑。小说一开始就是在云南插队，是在一个相对狭窄和封闭的空间，和后面的空间和环境有一个鲜明的对比，这种安排和语意是王小波下了大功夫的。在小说的结尾，两位主人公在多年后见面，这增添了小说的戏剧意味，是一种技巧。他在叙事上的创造让人印象深刻。

对性爱的描写在《三十而立》里也显而易见，这部小说对性关系毫不忌讳。比如在第二章，我，也就是王二，在京郊插队时对着女主人公小转铃读了一首自己创作的诗：走在寂静中，走在天上，阴茎倒挂下来。他的这种文字曾被人批评是格调低下，我认为这种批评毫不着调，我们不能藉此说王小波是写黄色小说的作家。王小波这种赤裸的描写被不断提及，如果他还活着，他对那些对他作品漫不经心的阐述和批评会感到惊讶，甚至在他的内心里是不会认同的，他并没有掩饰这种描写，他认为这是他作品所需的酵素。毫不夸张地说，王小波是这类小说的奠基者。

《三十而立》的表现形式是懒散的，根本没法和《黄金时代》相提并论的。他对自己生活时代的那种反思，透过《黄金时代》得到确立。这种反思是个人的，也是集体的；是时代的，也给后来人提供一个范本。所以，一部文学作品能够通过这些要素把时代精神风貌呈现出来，这是成功的，我们不能再提过多的要求。

他说自己是一个沉默的人，这只是他的性格内向而已，他在语言上一点不沉默，不少文字还具有批判精神。他也从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他自己说：“假如我要写什么，我根本就不管他格调不格调，正如谈恋爱时我绝不从爱祖国开始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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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白银时代》，我们不需要象评论家那样作什么解构，只需看看他的时间设定就明白了：清一色的设定在未来。但是内容太冗杂了，这使得小说毫无节奏感。这种冗杂不是说他的小说写得不像小说写得不是小说了，而是他叙事的困境，我相信王小波一定是明白这一点的。按照我肤浅的看法，小说应该把冗杂简单化，而不是把简单冗杂化。这部小说的缺陷就如同一个人的年纪到了上限后不能再长高，只能长胖，影响了完整性和审美，就是这层意思。当然，这只是一个通俗的比喻。《白银时代》里的几篇小说都没有甩开这种冗杂。但可以肯定的是王小波作了一种科幻式的尝试（他本人并不承认是科幻），而且是那样的坚决，这一点我们要献上诚挚的掌声。

《革命时期的爱情》虽语言很美，但有些衔接断层，主人公王二的经历太复杂，猜想他用王二来作一种影射，不免落入俗套。要是这部小说重新梳理一下，我想会比现在的版本要出色。要说语言美，《似水流年》应当是首屈一指的，我很喜欢他这部小说。在第一章行将结尾处有八个字：阴囊挫伤，龟头血肿。后来王小波在接受意大利记者采访时说外国人根本没办法翻译“龟头血肿”。这是种高明。小说能让你体会到叔本华式的悲观情绪，通过小说勾勒出的时代现状，是批判的极致象征。小说中李教授的形象入木三分，行文像条清澈而流动的河，不信你找这部小说来读读。

王小波小说有自己存在的巨大优势，他的独特叙事是那种一看便喜欢的作家。王小波不是标准，标准只有一个，但谁也不是标准。他肯定卡尔维诺，莫迪亚诺，杜拉斯对现代小说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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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寿寺》大概是他小说里结构最臃肿的小说，有点像《传奇故事》上那类文章。文章开头他就提到法国作家莫迪亚诺的《暗店街》，这是一堆废话。主人公王二失忆了，出院后他回到办公室看到自己写的手稿，关于晚唐时期一个叫薛嵩的人身上的故事。

晚唐时期，薛嵩从长安来湘西任节度使，非得在军营里安排一老一少两个妓女，两个妓女还得勾心斗角（也许嫉妒更合适），最后还得弄死一个。既然一山容不下二虎，为何还要这样处理？小说一定要写得这么悲壮吗？悲壮也就罢了，还得安排薛嵩抢一个叫红线的当地苗家女人来做老婆，这是土匪式的过法。我觉得小说可以不严肃，但一定要严谨；小说也可以写得悲壮，但不一定要死人。小说里有这样一段描写那个年轻妓女：“她还常在日暮时分坐在走廊下面，左边乳房在一个士兵手里，右边乳房在一个士兵手里，自己左右开工吻着两个不同的男人……”这种叙述如果说不是黄段子恐怕都没有人相信，之前还没有人这么干过。在小说里，一老一少两个妓女用刮不刮阴毛来讨论道德问题。这是王小波的一种嘲讽，但也真够让人贻笑大方。小说的主线给我的感觉是他想象力过剩，非得要浪费在多余的情节上。有很多人给予《万寿寺》很高的评价，但老实说，我不喜欢。但我也不反对别人喜欢。这些作品也不会因为我不合流的批评而贬值。

他的另一部小说《红拂夜奔》题材与《万寿寺》有些相似，也发挥了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但《红拂夜奔》是更好的小说。这两部小说与《寻找无双》结集成他的《青铜时代》。这部小说读了令人激情澎湃，他把历史融入小说中。王小波在小说里任意穿插情节，作时间和空间转换。他把人物放在唐代，却使用现代口吻，两个故事两个中心。一个中心是小说在写完序言后从一个叫王二的大学历史研究工作者的叙述开始。另一个中心是从红拂，李靖（李卫公），虬髯公，即风尘三侠开始。这部小说不只是李靖和红拂女塑造得近乎完美，就连那个小角色寡妇李二娘也有着鲜明的色彩。他这样形容红拂：“这姑娘像月亮一样漂亮，……她的眼睛清澈得如两泓泉水。”在写李二娘和李靖离别后，她哭得天昏地暗，不断折磨自己，把自己掐得伤斑点点。这是一种情真意切的表现，有一种现实的疼痛感。王小波的小说一定不会缺少性爱场面，比如后来李靖和李二娘做爱时那段描写，无论肢体语言，还是人物的形象都写活了。但是很辛酸，那是一桩交易，完全失去了最初的情感，背后是人情冷暖。如果我们认为王小波通过这些性爱的赤裸来揭示什么鞭挞什么，那我们会失望，因为这是他一贯的风格。王小波自己曾经说过，他只是用红拂的夜奔来追求有趣。有趣始终是王小波身上的标签，所以他斩钉截铁地说：“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

红拂原本是隋朝重臣杨素家里的侍姬，结识了洛阳城里的流氓李靖，不久后红拂便随他夜奔，夜奔之前的细节铺垫得周密圆满。小说将李靖刻画得个性十足，红拂十足个性。李靖和红拂逃离洛阳，后来又奉命建立长安城。对李靖前后的描写有本质上的区别，李靖在洛阳城的时候我行我素，建立长安城后他是一个官员，言行举止被约束了。通过对李靖的刻画是对官僚主义的讽刺，比如李靖位极人臣，薪水很高，什么东西都买得起，但是什么都不能买。有些讥讽鬼斧神工，比如李靖病了乃至死去，他制定的一些规则还在乱七八糟的使用，红拂想自杀，还要各级机构批准。另一个中心的王二总是试图证明什么，比如证明费尔马定理，毕达哥拉斯定理，变得很无趣。和描述李靖的前后一样，王二的前后也有本质上的不同。王二的经历和李靖的经历其实是相似的，只不过时空错乱的叙述让很多读者忽略了这个共同点，他们的内心焦渴，内外交困，以及处境没有什么两样。小说里有迷离，也有幻象。对于一些敏感的话题，王小波运用了反讽，暗喻和借喻。这是小说的艺术。王小波虚构了一些荒诞的情节，这些情节的融合提升了小说的层次感。《黄金时代》确立了王小波的写作风格，而《红拂夜奔》趋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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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作家都有他自身的缺陷，比如有人不喜欢托尔斯泰小说里浓厚的宗教氛围，有人却津津乐道。没有一个作家的作品都是成功的，王小波也不例外。当我明白了这一点，并且从乔伊斯和卡夫卡（王小波被誉为中国的乔伊斯兼卡夫卡）的文字里找出和王小波相似的地方，我突然意识到：王小波的独特已使他和别的作家区别开来。

毋庸置疑的，王小波是我们这个时代输出的优秀作家，他有所为，也有所不为。遗憾的是他的生命太短暂，不然以他显露出来的天赋和学养，那不是作家王小波，而是伟大的作家王小波。这可能是我们时代的宿命，我们等来了这样一位作家，却没有等到他伟大的作品问世。

跟小说相比，他的杂文更出类拔萃。我的几位朋友是因为杂文而成为王小波粉丝的。他是学理科出生，但对哲学，伦理学、文学、社会学都有涉猎。他敏锐的洞察和丰富的知识为他写杂文提供了源泉。他极为推崇罗素先生，他在不少杂文里引用了罗素先生的话来支撑他的论点。他的杂文经过了语言的过滤，流畅而生动，总有锋利和力量。《极端体验》，《沉默的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古遗风》是他杂文里的上乘之作。文章里透着智慧，理性、幽默、有趣、深刻，没有丝毫的做作，没有办法不赞美他遣词造句的本领。在杂文上，他是以批评家（我认为批评家和评论家要分开）身份出现的，比如他看文化热，国学热、社会风气。他认为杂文是“好好讲道理”，可是要把道理讲好也不容易。他的《有些崇高比堕落还要坏》里有这样两段话：

    【七十年代发生了这样一回事：河里发大水，冲走了一根国家的电线杆。有位知青下去追，电线根没有捞上来，人却淹死了。这位知青受到了表彰，成了革命烈士。

这件事在知青中间引起了小小的困惑，我们的一条命到底抵不抵得上一根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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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一条命到底抵不抵得上一根木头？”这是灵魂的拷问，是真理的探讨。在他的诸多杂文里，他讲真话，重逻辑，并且从中揭露一些真相，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王小波能够深入思考问题，不说教，这也是我喜欢他的原因。

王小波对那些虚伪深恶痛绝，他“最怕知识分子活在不理智的年代”。他把生命的意义，信仰，尊严作为一个根本。他站在低处说话，把那些站在高处的虚假的崇高视作对他人的伤害。他反复强调个人的尊严，价值体现。他的杂文还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那就是他对自己的审视，不遗余力的审视。我觉得这是一种美德。假如他一直致力于杂文创作，我无法想象他能达到一种什么样的高度。

王小波后来辞去大学教师的职务，在家里做自由撰稿人。这与传统文化观念相悖的，但是我能理解他的选择。这足以证明王小波对文学的态度。王小波是为数不多能够忠于自己内心的作家，不为读者，不迎合市场。中国有两种作家，一种是体制内，这里面的很多人后来被束缚成为平庸。另一种是王小波这一类作家，在体制外，崇尚自由独立与人格完整。所以，王小波的出现是喜悦，也是一个意外。

王小波是文学史上的一个异类，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没有被遗忘，从未过时，这在于他的文字感染力和真诚。王小波的自由，独特、实诚、怀疑精神、对社会的思考，以及对人文的探索已经成为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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