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地狱的隔靴搔痒，评电影《南京！南京！》 / 李野航

据说，陆川导演的电影《南京！南京！》较之以往同类题材的突破是多出了从一个日本兵的视角揭示了战争对人性的戕害的维度。陆川说：过去，我们就像小孩子一样老是抓住人家不放，老是说“你打了我、你打了我”，我们现在应该站在比人家高的角度看待中日战争。

遗憾的是，当我看完了《南京！南京！》这部电影，却没有看到这部电影的视角比日本人高多少。

和以往同类题材一样，电影刻画了战争的残酷性（把玩残酷，是陆川的拿手好戏）、表现了侵略者的残暴和非人道（对虐杀与强奸场面的表现自然占据着最重要的戏份），并把我们民族所遭受的苦难，又换一个方式回味了一番。当然，电影最后的旨归无非是谴责侵略者的残暴和对人道主义精神的呼唤。尽管，在这部电影里，破天荒地给出了一个良心未泯的日本鬼子形象，但我们不仅还是要问：为什么会有这场战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暴行？为什么直到今天，总体而言，日本人仍然缺乏忏悔的意识？除了把虐杀与强奸场面玩的更“酷”，电影还告诉了我们什么？

据说，一些当年日本军人对中国人的顽强抵抗很不理解，甚至感到愤怒。因为，他们是这样理解这场“大东亚战争”的：西方文明的东渐极大地伤害了东方儒教文明的固有价值。作为儒教文明发源地的中国，在文化上彻底的颓败了，因此应对西方文明的入侵，简直是不堪一击。而日本经过明治维新、甲午海战、日俄战争之后，步入了近代化强国的行列。他们认为，在和西方文明对抗的斗争中，他们是优秀的。因此，他们的文化更能代表和领导东方文明。而重振东方儒教文明，他们是责无旁贷的。职是之故，他们发动了一场号称是为了在东亚世界建立“王道乐土”的“大东亚战争”。既然，中国在文化上彻底的颓败了，则日本对中国的入侵就不算是一种侵略，而是“膺惩”（在东京审判庭上，一个日本军官使用了“膺惩”这个带着浓厚的儒家色彩的词）。由于这样的思想逻辑，日本人就自然而然地不承认有我们中国人所理解的“南京大屠杀”这档子事了。在日本人看来———就如孟子所说的那样———“武王伐纣”是不可能“血流漂杵”的。即使死了人，那也是在“戎狄是膺，荆舒是惩”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小节。既然中国人因为他们的文化上的颓败而被目为“戎狄”，则对“戎狄”的剪灭就用不着怀有什么内疚之意了；既然目标是“正义”的，自然手段可以不计了。这就是日本人在中日战争问题上，始终不放弃他们那骨子里的那一点倨傲之气的真正原因。

这就是直到今天为止仍然缅怀着“大东亚战争”的旧梦的日本右翼人士的那个“高度”。我们中国民间的日益高涨的、非理性的反日情绪姑且不论，甚而号称要在高度上超过日本人的陆川导演及其电影作品超过这个“高度”了吗？我看没有。

那么，在让我们剖析一下日本人的那个所谓的“高度”吧。其实，日本人所理解的儒教和中国人理解的儒教是很不相同的。当年，罗兰巴特来东方旅游，途径中国，说了一句“能指太稀薄了”。当他游历了日本，回去后写了一本名叫《符号帝国》的名著。在罗兰巴特看来，中国社会的结构是一群缺乏意志力的、稀薄的“能指”（社会、官僚体系）围绕着一个强大的“所指”（中央政府），而日本社会的结构却是一个个相互支撑着的强大的“能指”（社会力量和官僚体系）围绕着一个悬置起来的稀薄的“所指”（天皇）。由于“能指”系统的强大和相互负责，这让日本社会拥有了很强的适应力与效率。在这样了结构里，皇权仅仅作为一种象征而存在。因此，在日本，儒家思想的“忠”其实是对这个社会结构的“忠”、是能指对能指的“忠”，因而“忠”体现出了他的实际效力。中国则不同。强大的“所指”（皇权）要求稀薄软弱的“能指”系统（社会及官僚系统）为其效忠，但这个为之“效忠”的“所指”是那样的高高在上，所以，这导致整个社会为之效忠的那个东西与整个社会、官僚体系的脱离，以至于“效忠”不过是一句空言，实际上整个社会、官僚体系不过是打着效忠皇权的口号为自己谋私利，而缺乏一个实实在在的为之负责的对象，故中国的社会结构呈现出一盘散沙的格局。同样宣扬“忠君”的思想，日本人其实是“忠事”，而中国人（至少近代以来）其实什么都不“忠”。日本人认清了这一点，他们认为他们在文化上具有优越性，因此可以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

从精神、哲学的层面上讲，日本人深受佛教天台宗的影响，把天台宗“十界互具”的思想发挥（或者说扭曲）到了极致。在他们看来，既然佛道中有地狱，地狱道中有佛道，则审视地狱也可以看到佛道。因此，日本文化在骨子里拥有一种对地狱的凝视与审美的爱好。这就导致了日本人对死亡、残酷之“美”的病态迷恋，并把它升华到宗教的高度。（近来，一部名叫《入殓师》的日本电影绝妙地反映了这种文化心理。中国文化则不然，中国文化从来是忌讳死亡的，中国人只能欣赏“生”的美，不能欣赏“死”的美，这种文化心理导致了中国人在精神上缺乏直视、探究生死之真相的勇气、缺少了因承担生死的巨大张力而带来的精神高度，而总体上因沉迷于现实享受而精神上缺乏一种形而上的态度。当然，中国人的文化态度有一个好处，就是比较宽容。

从精神意义上讲，日本是一个从地狱中去寻找天堂的民族，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身上所具有的残忍气质了。这种气质让他们做起事来总会达到一种别的民族难以达到的极致。在艺术上如此，在军事扩张上也是如此。这也是他们傲慢的理由。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这叫做“偏执狂”。

在近现代史上的几场中日战争就本质上讲是一场文化的战争。中国败多胜少，因为中国人的心里没有地狱，不偏执。宽容总是打不过偏执的、“人间”总是打不过“地狱”的。这才是这几场中日战争背后的本质，显然，陆川导演的《南京！南京！》并没有触及到这个本质，所以，这部电影不过是一种隔靴搔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