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自尊，陆九渊自信，一个自尊，一个自信，很难调和了！
朱熹是中国十一世纪正统的大学问家，也是思想家，集理学之大成；陆九渊别树一帜，他以“心学”为锐利武器，反对的却是北宋以来诸贤的正统理学。如以“鹿鸣”为喻：元晦是李渤豢养的“白鹿”，子静则是“野鹿”了！
《书院记》和《学规》都是一个调子。既是“正统”，又是“识时务”，反王(安石)学，倡“欲”讲“笃敬”，理学的肃杀之气如此，陆九渊在白鹿书院如在教中。亏他聪明，看准方向，网破一面不谈敏感的哲学问题，选择大家都能接受的问题：“义利公私之辨”，其靶心则是“科举功名”之“私”，说得直截，大获成功。众生是否感动涕下？朱熹是否汗下挥扇？本属现象；但朱熹的“后跋”却是真的。子静的确开言见胆。
此时，南宋偏安小朝廷正在以功名利诱为钓饵，广罗人陆氏却偏偏大唱别调，不说科举之弊，专责士子之“私”：“自少至自顶至踵，无非为利”。骂得痛快。这是表面符合“反王”“室欲”之说，又是“笃敬”。其实弦外之音连“白鹿洞书院”办学的宗旨，“学规”的“窒欲”“笃敬”甚至元晦、东莱都在讽刺列。“今人只读书便是利”(今人：士林所有的人)，这是“学者隐微深痼之病”，你办学宣扬自己的主张，“反王”也好，“窒欲”也好，“笃敬”也好，说什么也是白搭。众生感动流泪，朱熹也只有汗下挥扇了，却是发作不得。
虽说如此，朱、陆的矛盾加剧，似乎无法逆转了！
至于“儒释之辩”、“性之辩”，朱陆有何异同？
因为八百年来，古代和现代研究朱、陆的学者说得太多了。笔者认为：两宋理学本身就是“儒释道”三教智慧的结晶。朱熹常读禅僧大慧《语录》，他说：今之不为禅学者，只是未曾到那深处，才到深处，定走入禅去也。”(《朱子语类》卷六)诸如他说“致知”：“致知，乃本心之知，如一面镜子，本全体通明，但被昏翳了，而今逐旋磨去，使四面皆照见，其明无所不到。”(《朱子语类》卷三)也有禅宗“心说”的气味。
这本来无可厚非。但在那个时代，为了争儒学正宗，理学家都爱“辟佛辟道”，子静也是如此。不过，朱熹领袖群伦，特别自尊，就格外需要骂别人为“禅”了！
陆子不侈谈“性”、“”、“格物”，这是他“心学”逻辑结构的需要；至于“人物之性和气质之性”，全在“心”中。他是讨厌那些“经院式哲学”之繁琐语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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