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茨•卡夫卡1883年7月3日诞生于捷克（当时属于奥匈帝国）首府布拉格一个犹太商人家庭，是家中长子，有三个妹妹（另有两个早夭的弟弟），而她们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于集中营中死亡。他的父亲赫尔曼•卡夫卡是一个成功的商人，而他早期的生活却非常艰难。
赫尔曼•卡夫卡来自于一个农村家庭，在服完兵役后，他在布拉格开始慢慢积累财富。他是一个毫无温情可言的暴君，经常肆意的使唤和责备他的店员。
即使是他自己的孩子，也每天都被他训斥，他认为他们应该表现得更好，并且应该感恩于他。
此外，他一直对他的儿子们有一个明确的期望，既像他自己一样，坦诚、坚强、并且努力工作。弗朗茨•卡夫卡一生多次与人订婚，却终生未娶。
《变形记》中所谓的“变形”指的是格里高尔“由人变成虫”这个异化的过程。《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一书中说这部小说的故事其实很简单，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写人变成甲虫：纵观格里高尔由人变虫的过程中包含了各种异化的具体形式。
小说开篇就着重笔墨描写了格里高尔·萨姆沙变成虫的生理变形。格里高尔言行习惯、饮食习惯和生理器官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概括说来就是格里高尔失去了作为人的存在形态。
卡夫卡选择人向动物异化方式可以达到两个目的：
第一，动物没有被文明粉饰过，更加原生态，可以更好地揭开人性伪装的面纱，暴露人被压抑异化了的本性。
第二，人变虫的异化形式，象征性表现了普通人在社会中的生存价值的丧失。现实对人的束缚太紧，人在现实生活的重负下异化。
格里高尔的生理变形也波及到了他们的家庭经济平衡，导致家经济状况的变形。家庭开支日益萎缩，开始变卖首饰度日。为了增加收入，萨姆沙家里还挤出一间房租给了三个房客。
亲友、街坊们都没有遇到过的厄运被他们摊上了，生活的变迁给萨姆沙家蒙上了阴郁的阴影，也成为悲剧爆发的导火索。
家庭经济生活的“变形”，连锁地引起了格里高尔家人对他心理上的变形。
心理的变形是异化形式中最重要的一种状态，旨在以家庭的缩影，揭示现代人在道义上的冷漠。
格里高尔家人对他遭遇不幸的态度是渐变的：从亲情的关怀到冷漠的对待。
格里高尔变成了虫后，家人对于其身份是知道的，格里高尔作为人的本质并没有变化，依然善良的为家庭的生计操心。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家人眼看他变回人无望，日益成为负担，于是对他变得冷酷了。
格里高尔的死给家人带来轻松的心情，亲情在此已经异化的面目全非。
瓦尔特•本雅明1934年纪念卡夫卡去世10周年的评论影响深远，其自身也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
他有意回避精神分析与神学解读，表现出对于介于犹太传统神秘经验与日常城市生活之间的张力的欣赏他的行文有意模仿卡夫卡式的含混。
比如，他一方面说“神话世界比卡夫卡的世界年轻多了，它已给卡夫卡世界许诺了解救，卡夫卡没有被神话世界所诱惑”，似乎卡夫卡已经摆脱了神话。
另一方面又说“卡夫卡没有完全摆脱神秘主义的的诱惑。他从不尽心竭力地写可以阐释的作品，反倒使出浑身解数，使他的作品成为不可阐释的”。
似乎卡夫卡又创造了新神话。
就《变形记》而言，他特别注意到，《变形记》第二部分的父亲的头深陷在胸前，这个姿态是卡夫卡笔下权威形象的典型姿态。
在他看来，理解《变形记》的关键在于理解“灵魂与身体”的关系以及灵魂不可避免的“遗忘”本性。
现代人生活在自己的身体里，但这身体滑脱他，敌视他，“人们一觉醒来，可能就变成了甲虫”。
格里高尔的变形是他对自己灵魂的遗忘所采取的形式。
在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后，他的父母、妹妹不同他讲话，认为他不具有理解力。
而事实上，此时的格里高尔才是真正有智慧的。
他能够明白家人所谈论的话，为他们的处境担心着；十分照顾家人的感受，将自己隐藏起来。
在十分饥饿的情况下依旧醉心妹妹的小提琴声，而那些房客却早已经不耐烦。
格里高尔变形后，体会到了被社会抛弃后的孤独感。
他的外形是甲虫，因此他的“人心”无法被他人理解和接受。
他渴望被人理解，而这种理解反而导致他彻底的被抛弃乃至死亡。
这种现象存在于每个人身上，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往往使人产生疏离感。
而当一个人与群体存在巨大差异的时候，个人心中的孤独感就会无限的扩张，让人无法排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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