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睁开双眼，房间里转换插座亮着的蓝光让我一下子倦意全无。我打开手机看了看股市，发现没什么行情就锁了屏幕。最近两周我作息十分不规律，总是凌晨两三点钟醒了然后就玩手机，看看股票，看看网上一些没什么营养的娱乐信息，就这样耗到早上七八点，接着倒头再睡。睡醒时，走到客厅已经看见太阳开始变得昏黄，为此还缺了几节课。
也不知脑海里产生了什么念头，我突然就回想起童年的一些片段。许多在以前看似非常普通的生活场景，如今却让我无比眷恋。是的，在我过往的人生当中反反复复做的一件事就是怀念过去。在我初中的时候，我怀念小学的生活；高中的时候怀念初二的生活，高考前的一天我在小时候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的公园里坐了整整一下午；在巴塞罗那的时候怀念大学前三年的生活；在马德里又怀念着在巴塞罗那的生活。过去的永远是最美好的，我最近在读追忆似水年华，书中的序言大概说了类似的话：唯一真实的乐园是人们失去的乐园。幸福的岁月是逝去的岁月。普鲁斯特被逐出童年时代的伊甸园，失去了幸福，于是企图重新创造幸福。真是碰巧，说起追忆似水年华这本书，作者开头那不知所云的三十页也是在写他晚上失眠，辗转反侧，接着才慢慢进入他小时候在贡布雷的生活。
很多年前的一个周五夜晚，我也记不清是我学前班还是一年级的时候，我在一间教室里练铅笔字。教室很小，大概比我卧室大一点，摆放的都是连在一起的木桌，椅子则是最便宜最普通的那种红色的塑料椅。王老师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头，戴着一副金丝方框眼镜，时不时停下笔抬头看看我们。当他看见我也在看他的时候就会露出慈祥的笑容，“怎么啦，遇到很难写的字吗？”我赶紧摇了摇头，埋头继续写字。我也不清楚我父母怎么就带我来这种写字课，据说他是我蜡笔画的老师，旺老师的丈夫。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也是在这间课室，当时我妈在一旁看着我。他让我写一个“一”字，于是我小心翼翼地写了一个。他笑着对我说：“不错，小家伙写的很好，不过你看这么写会不会更好看一点呢？”接着他也写了一个“一”在纸上。“你看，这个字的首尾部分应该有微微的倾斜和弯曲，不然就会像一条直线一样了。”我妈看了看，可能觉得王老师说的不错，于是就让我参加了这个班。
写字课的同学很少，大概就三四个，其中一个还是任越。有时学生就只有我们两个的时候，他就带我们到另一间更小的房间，从那里的窗户可以看到整个楼下的马路和菜市场的一角，而我也会趁他不注意去观察楼下来来往往的行人，看着他们直接走过或者是从药店进进出出。而任越则是很认真地写着字，也没擦觉我一直在走神。到了九点钟就下课了，王老师就走过来看我们有没完成功课。通常是四五页的练字，他在每一行第一格写一个富有力感的汉字，我们则模仿他的笔迹写满剩下的空格。他拿起我的作业簿看了看，笑着说“嗯，比上一次写的有进步。但是写得太慢了，是不是我布置的有点多？好了，放学吧，回家注意安全。”这是我们小时候最开心的一刻，因为这意味着一周的课全部上完了，接下来的两天我们可以无忧无虑地玩耍。到其他几个小伙伴的家串门，周六晚上出去散步，如果父母们有组织活动，比如一起去公园什么的那就更好了。
当我越是努力地回想一件事，紧接着另一件事也渐渐浮现出来，就这样一点一点地把我童年所经历的一切，甚至整个海珠区江边过去的风貌都呈现出来。暑假时我爸爸就跟我说过类似的事，他说：“你以前没有写日记没有关系，你现在开始写就行了，想到什么写什么。不用在乎你的文笔如何，按什么顺序去写。你童年时的一些回忆现在肯定是想不起的，但当你开始写的时候，比如说你在写与任越每周六周日一起去爬白云山，你就会慢慢想起在你更小的时候你和他一起溜冰玩滑板车的场景。同样的，回忆完一件事你就会想起另一件事，因为他们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到最后你就会发现所有的回忆像一座座岛一样，海水退去后，它们底部是连在一起的。但如果你一直不动笔，不去想它，再过多几年海水就会完全淹没这些岛屿，你可能就会把它们完全忘了。”
我如今二十三岁，已经意识到除非是脑海中马上闪现出的画面是真实发生过的，其他的难免会掺有臆想的成分。如果再过个十年，二十年，可能现在能马上想起的东西到时都沉淀在意识深处再也不被发掘。我双手不自觉地伸出被子外，仿佛这样能触摸到什么东西似的。最早期的记忆，我实在是遗忘得差不多了。对于区庄时期，我能记得的就是我们家的样子，在那小小的屋子和邻居发生过什么趣事，那一片街区的具体风貌，我没有多少印象。但我外婆时不时会讲起我小时候在区庄的事，“你那时候才三四岁，总喜欢在天桥上爬来爬去。你外公老是骂我看紧点不然被别人抱走了。有一次你在大楼下面走爬，看到保安站在那里就对着他比大拇指嘿嘿嘿地叫，那保安看你好玩也对着你比大拇指学你叫。”说完就一脸感慨地看着我，反复说我现在已经长得那么高那么大了，时间过得真快。我妈附和道：“对啊，不过你应该不记得了。你那时还太小了，都是外公外婆带你。那时外公还是炒股票的，可不像现在一样用个手机就能交易，要跑到证券交易所去。你外公把你背在肩膀上就往证券所里面挤，你不想想当时证券所有多少人挤在里面。有一次他说看准一只股票准备要买的时候你就在他头上尿尿了，害得他跑了出来。”是的，在我印象中，外公早年看的电视频道都是有一列列股票名称和许多曲曲折折的K线图，我对他说想要看动画片时，他都会把遥控器拿过来，说再看几分钟股票，但往往是他一看就没个停。
我在五岁时搬去了滨江东，在那之前我们一家五口都挤在一间不足二十平方米的小房子，外公外婆晚上就睡在隔壁一件更小的屋子，除了一张很窄的床余下的空间都摆满杂物，蚊帐顶部挂着一盏小电扇。偶尔春节有几次他们去了珠海，我阿公阿婆就从乡下来广州看我们，也住在这间小房。可以说我们家的构造是一房一厅，一房指的是外公外婆的房间，一厅则是睡觉前大家待的地方，这里放着一张大一点的双人床，就几乎占了三分之二的空间了，桌上有一台电视，窗边放着一张大的木质柜台，柜台下面放着许多生活用品，柜台上面的盒子则放着外婆的一些细碎东西，比如针线胶布之类的。这张柜台后来也随着我们一起去了滨江东，现在还留在外公外婆的房间。现在看起来这房子实在是小得不能再小了，厕所和厨房还是和另外两个家庭共用，简直是贫民的生活。但当时这套房子还是我父母的单位提供的，应该说这一栋楼里大部分住的都是我爸妈的同事和他们的家属，后来搬去滨江东也是同样的情况。所以说我和任越，和陈舒迟是很小的时候，在我们还没有认知能力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这两段友谊也因此持续至今。任越和舒迟都很喜欢我们家的木柜台，因为坐在上面就能看到楼下的风景。虽然木柜台大到足够两个人坐在上面，但我们经常会争来争去只让一个人坐在上面，不懂得分享，外婆还说过我们有时为了争这个位置推来推去，还闹到哭了。除了看楼下的风景，我们几个小孩也是有其他的活动。晚上我们的父母会带着我们几个出去骑单车，是那种后面有两个小轮子固定平稳的小单车，随行的还有几个比我们大几岁的小孩。
区庄，在东山区那片算是比较繁华的地段。我们出去骑单车，可以看到道路两旁都是拔地而起的大厦和林林总总的商铺，最厉害的要数农林下路的王府井百货大楼。一楼卖香水和首饰，一进门就能闻到那种高级的香味，往上的楼层有卖玩具和衣服。王府井里的东西是我们家买不起的，即使几年后我们回来这里逛街也是。那时我上小学了，想买一双运动鞋，在王府井里面看中一双白色的球鞋，我爸拿标签一看，“五百块太贵了。阿弟你真会挑东西，你真的喜欢那就买吧。”这个价格当然也吓了我一跳，赶紧说不要了。从那次我才知道王府井卖的都是高档货。所以我们家虽然以前经常去那里逛，甚至当作散步的场所，却没怎么在那里买过东西。春节要买年货也是去另一条街，人山人海的东山百货买。
虽然在区庄时期的生活最为清苦，给我留下的回忆也不多，但每次听父母和外婆说起，总是感觉很有趣，对它也怀有一种亲切感。我上了初中，周末还时不时回到这附近散步，看能不能借此唤起更多的细节。两旁的街道，一座座高楼它们看上去是那么熟悉，我知道它们在我生活中留下过印迹，因为这是我最初有记忆的地方。
我两岁得了哮喘，这是最折磨我家人的事。在那个年代，得了哮喘的人都很难完全治好，通常四五十岁时心脏会因为呼吸问题慢慢衰竭而死，这是我爸的说法。不过看看普鲁斯特，他也是因为哮喘病拖累终生，五十来岁就去世了。本来我父母作为教师的收入就不高，一个月几百块都不知道有没有，都是靠单位提供的医保来报销医药费。我妈说她每次去财务处拿着这么一大堆医院的单子报销，头都有点抬不起来。巨额的医药费不说，关键是这个病很难治。为此我尝试过各种治疗方法，中药西药什么作呕的药都喝过，根据民间偏方吃了一大堆响螺片和鳄鱼肉，最惨的是刮痧，我试过一次后我爸妈也不忍心让我试第二次。由于哮喘反复无常，我经常去医院，可以说我要么在家要么住院，所以中山医也是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地方。每次我呼吸急促，开始喘气的时候，我爸妈都要轮流头靠着我的背仔细听有没有啰音，有的话就要把我背去医院，而且每次去都需要打的士，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如果是半夜发作，而且是下雨，那则是全家人一起出动，一个背着我，一个打伞，一个在后面用厚衣服紧紧地裹住我后背，一个人到处找出租车。外婆总会用潮州话喊：“要小心！千万不能冻到个背！”
医院让我心情压抑，首先是气味，消毒水的气味弥漫着医院的每一个角落，只有进入喷喉室开始喷喉那股气味才被一种清凉的药味盖住。每次我看完医生都会去一趟喷喉室，护士会给我一个胶嘴，插在管子上然后含在嘴里进行呼吸就行了。我觉得这是比较愉快的环节，通常我喷喉过后就可以回家，而且意味着我病情不算严重，管子里喷出来的雾气也不难闻。如果医生说要住院观察，傍晚时候外婆或者我妈会带我下楼买盒饭。卖盒饭的通常是两个人，推着一部堆满盒饭的手推车，在楼梯附近停了下来。他们也不大声叫卖，有人走过去就比了比手势用粤语说：“五蚊一盒，五蚊一盒。”被消毒水的臭味熏了一天的我，闻到盒饭的香味巴不得吃上两盒。但每次我们只会买两盒，我和妈妈各吃一盒，外婆总是借口说自己不饿，等下再回家吃。我妈之后每每提起此事都忍不住落泪，说外婆为了省钱真的太傻了。所以在国外有时吃一餐几十欧的饭或买一双两百欧的鞋后我会感到很内疚，跟这些一比，外婆一次次挨饿省下的那些五块钱又算得上什么呢？
第二天早上又会有人推着一个铁皮大桶，里面装着满满的热牛奶，两大勺一块钱。家里人拿着铁饭盒下楼装给我，有时天气冷，我拿到手里时牛奶的表面已经凝了薄薄的一层皮，我通常是喝完了牛奶再吃那层皮，误以为那是牛奶的精华部分。
打针是我最害怕的一项，每次给我打屁股针的都是一个身材壮实，表情凶巴巴的护士。我妈把单子递给她，她看了一眼，从柜子上拿出一小瓶药剂，接着用一片圆形的磨片来回在瓶口处摩擦，然后用力一掰把瓶颈掰掉，再把针筒伸进去把药水抽出来。打针前我只有一句话：“医生轻一点。”直到很多年后每逢打针抽血我都习惯要说这一句。那个护士也不多说什么，嗯了一下就扎了下去。针孔扎进去那一瞬间是最痛的，药水慢慢打进去这个过程则是又痛又胀，他们都说我的屁股都被针打硬了，我手背也因为经常打吊针打到显得有点浮肿，要时不时拿热水泡。
医院里灯管照下来的惨白灯光和窗外昏黄的天空形成强烈对比，我虽然三四岁，以为自己的病不是很严重，但久而久之也失去了生气。以致于有时窗外太阳高照，连平时阴暗的医院巷道都被照亮了，我还是觉得它是暗黄色的，总觉得过不久天就要黑了要下暴雨，就好像眼睛自动加了一层滤镜。我爸看我病恹恹的，就带我到医院旁边的玩具店买玩具，通常是一些便宜的奥特曼的塑料模型，放进电池，奥特曼胸前的灯会亮起来或是发出一些电影里战斗机划过天际的声音。有时我妈也会买一些类似圣诞贺卡的卡片给我，但上面什么也没写。如果需要住院几天，家里人就会带一些公仔书过来，但这些书我翻过许多次了。我喜欢把他们全部翻开，然后一本一本放到被子上，护士一走过来就看到整床被子都是书，总会面露笑容地说：“哇！小朋友你看那么多书啊。”
出了院后，我会提出一些要求，比如周末去黄花岗公园玩，或者买一瓶可乐，我爸妈大多数都答应我，除了去动物园和花丛比较多的地方，医生说过花粉和动物的气味，细菌和毛会引起我发作。最过分的是有一次晚上十点钟我突然吵着要买灯笼，此时离中秋节已经过了大半年，而且街上大部分商店都关门了，哪里买得到我要的灯笼。但我爸爸还是带我出去找灯笼了，找了几家，终于找到一个很旧的灯笼，店主拿出来的时候上面满是灰尘。
就这样来来回回折腾了几年，其中还有一位中山医的外国医生给我看过病，最后由莫教授完全治好了。我爸妈都把她当恩人一样感谢，即使到了今日我还依稀记得她戴着一副金丝眼镜，帮我把脉帮我听诊的的样子。这对于我们家是一个天大的喜讯，不仅摆脱了看病和住院带来的经济负担，而且也意味着我能像其他的小孩子一样健康成长直至寿终正寝。我们家的生活也迎来了崭新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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