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大乱斗25稷下学派

东周大乱斗25稷下学派

作者：公子晋

稷下学宫在齐威王他老爸那个时代就有了，如果临淄和曲阜规划相同的话，就应该是在正南门跟前，古代君王不都是南面为尊嘛，齐国把国家研究院放到正南门也表明了田齐家族对知识分子不是一般的重视。先前这些文化人也许是给田氏家族装门面用的，齐宣王个人比较喜欢研究这些东西，给文化人很高的待遇，而且还组织过多次学术论辩，让稷下学宫电视台收视率比百家讲坛还高。战国中后期孟轲、荀卿、慎到、邹衍、淳于髠等知名学者都曾在稷下学宫开坛讲学，也只有齐国才能容忍百家争鸣。在齐国虽然可以百花齐放，但官方推崇的还是黄老之学。李零先生把国学称为“国将不国之学”，跟西学争胜，越争气越短。鄙人亦常觉批判力度不够刚猛犀利，生怕自己宣扬的是“不中不西之学”、“不新不旧之学”，可既然要品大黄金时代这段历史诸子百家就是个必过的坎儿，况且那个时代的中华文明还是一条澎湃的大江大河，尽量复原吧！

中国的精英阶层向来有上医医国的理念，孙中山和鲁迅一开始那可是货真价实的医生，只不过中山先生从政治领域为国家治病，而鲁迅先生主要在思想阵地给国人号脉。古代知识分子人人都把《周易》医学理论当童子功来练的。

道家最早的渊源是隐士哲学，隐士冷眼看世界更能看得透彻，所以道家的思想比较冷峻客观。老子的文章好似宪法，高度精炼的语句来表达普遍的哲学道理。老子思想基本上属于形而上的范畴，可操作性不强，老子从天道中学习到贵柔的处世哲学。自然界的法则就是弱肉强食，大到宇宙星球，小到蚂蚁细菌，宇宙间的黑洞合并拆分人类在短期内是看不到的，所以老子认为天道无为。道家是追求无为的，但老子思想里的无为不过只是个表象，只有庄子是在追求真无为。对于个人来讲，真无为下的逍遥也不过是一种障眼法罢了，庄周的内心其实是极端悲观厌世的，可以说是一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庄周和杨朱是道家个人主义的两个不同方向，在杨朱那里一毛不拔和天下为公是统一的。在博爱方面杨朱超越了墨翟，和惠施一样泛爱万物，可惠施言行反差太大，只有杨朱才是真正的知行合一。杨朱的理念看来，天下为公是整个社会的终极目标，但人权和物权这个底线不能触动。冯友兰认为杨朱是道家先驱，我觉得应该比老子要晚一点，因为毕竟老子有国家图书馆的资料支撑，在私学兴起之后才会有杨朱。庄周具有诗人情怀，用真性情来淡化教条主义放到现今也是非常实用的，内心深处都想同庄周一样去追求那求不得的逍遥游。

道是规律，德是方法。道家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就是一种退化，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失礼而后法。既然社会已经退化了，就应该复古，就应该回到从前。在复古方面孔丘、墨翟和孟轲都和老子持相同观点，导致中国传统哲学向来喜刮复古风，诸多变法均为托古改制。人类社会发展总是朝着进步的方向，虽然也有螺旋下降的部分，但大方向没错，复古万万要不得。

道家是反对有为的，因为你越想有为就越不能有为，你越用大跃进的思路来玩经济就越玩不明白经济，必须用可持续性发展来代替单一的唯GDP论。老子把治国和做鱼等同看待倒没什么错，做鱼无外乎好和坏，治国也无外乎好和坏，但好坏是很难把握的，极易矫枉过正的。老子哲学是方法论，但不是方法。

孔丘思想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也是为了维护传统社会秩序的。按儒学的观点把天下看成一家，讲仁爱推己及人也是势在必行，但用感情代替法律的春秋大义我就不赞同了。孔丘和老子都是为了实现大同世界这个终极目标服务的，只不过孔丘认为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也是一种可行的近期目标。

易中天先生总结说孔丘、孟轲、荀卿给我们带来了仁爱、正义、自强的核心价值观，甚至和其他各家思想代替了宗教，但儒家的教条主义我非常不喜欢，比如说孝原本是人之常情，但是把孝绝对的形式化教条化就不好了！中国传统里的愚忠要不得，愚孝更要不得，至少拿人肉做药引的愚孝就万万要不得，因为完全是无稽之谈。不过据《韩诗外传》记载孔丘本人是反对愚孝的，有次曾参的爸爸把他打休克了，曾参醒来第一句话就是问爸爸受伤没有，鲁国人人称赞曾参孝顺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孔丘认为舜才算真正的孝子，父亲用小棍打他就站着不动，用大棒打他就逃走。孟轲的仁义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至少和他交流过的邹穆公就行了仁义。在当时的邹国，宫廷里家禽都是用上好稻谷喂的，邹穆公就下令必须用糟糠来喂家禽。结果国家得用两石谷子换百姓一石糟糠，有的贵族就想不明白了，认为这好端端增加国库支出没必要啊！邹穆公就说农民一年面朝黄土背朝天难道是为了给家禽在打粮食嘛，真正的动物保护主义者首先得保护人权，只有在人权保障的前提下才能讲保护动物，不能让宫廷的动物把老百姓的剩余价值剥夺了！

孟轲把义和利完全对立起来实在不可取，他强调仁义，荀卿重视礼乐，这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代表社会秩序的礼乐还能维持住至少说明这个社会还没有完全崩盘，比如你面子都做不好至少反映出里子也做得不是太好，但完全用面子代替里子的形象工程却万万要不得。孟轲养气的学说，大略是借鉴了宋钘、尹文等人的学术思想。荀卿主张先礼后法，不像学生韩非那样用法律代替道德，这也是荀子归为儒家的根本原因。荀卿经典名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冰生于水而寒于水”，教科书上都是一边倒叫好声不绝，东坡先生倒是挺能取笑古人的，照此推理如果写文章说“酒甘于米”连孩童都会笑掉大牙的，荀卿先生不通物理，还总说名家是诡辩，其实他也算狡辩高手了！

墨家思想我早在讲孔子那章就初步探讨过，墨家的兼爱才是真正的博爱，范畴比仁爱要大一个数量级，讲究超越等级制度和血缘关系。虽然儒家也推崇贤人政治，但没有墨家那么激进，现在看来好人政治也不靠谱，如果监管缺失或无效，好人也是可以变质的，而且是迅速变质。墨翟反对儒家等级制度有进步意义，但是反对地有点过头了，让君王和农夫一起天天挖地，社会分工肯定是越来越细的，这一点不能倒退，也无法倒退。惠施讲去尊，但只有对君主制妥协才能在那个框架下有所作为；墨翟谈尚贤，但举贤的方法绝对不是民选，而是长官来考察，这是和现代制度有明显区别的。

孔丘那个时代温和点还有可能行大道，但墨翟、孟轲都非常的激进，因为社会已经很糜烂了你想不激进都难，而且你必须把话说明白了，甚至说得直白一点，不能太过含蓄，不能通融假借，就是直白都“王顾左右而言他”呢，更别说含蓄了！墨家的和平主义在当时虽然实行不了，甚至当下也没有完全实施，但精神可嘉。

讲逻辑的邓析被杀了，讲个人主义的杨朱和讲逻辑和科学的墨翟、惠施学派消亡了，以至于国学的最大硬伤就是逻辑缺失，这也是国学气短的一个主要原因。道家是个药店，人们平时不大愿去的，一旦失意落魄就乖乖去抓药了！

如果说儒墨道三家是只管开药方的医生，那法家就是既开方子又扎针的赤脚医生。赤脚医生往往是最惨的，因为虽然我们普通人看不懂药方，但是针扎的好不好还是能看出来的。

法家对待社会问题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值得我们继承，法家所带来的公平、公正、公开也是我们现代人的思想财富，法家人物以身殉道的精神更值得我去效仿，但法家没有讨论良法恶法的问题。我们现在要做的工作就是提倡良法，打击恶法，从立法的本质和原则上厘清这些问题。统一意识形态的理论墨翟、荀卿都提出过，但法家更全面更变态，在思想、言论和行动上都要保持高度一致，如果步调不一致了我就在这三方面把你消灭掉。各家虽然都矫枉过正，但和法家的矫枉过正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战国中前期，华夏诸邦国大都施行一种松散的君主制，整体来说是一个残忍而又自由的时代，士人阶层逐渐跃起成为社会精英。另外小宗代大宗的政治革新中很有必要把自己包装成德才兼备的贤人，这样禅让说就开始流行起来了。

墨、儒、法、纵横等家都对禅让大讲特讲，好比现在数学是必修课一样，只不过各家倾注了不同的时代内涵。甚至在商鞅时代的秦国也是可以公开宣扬禅让说的，只不过到韩非时代已普遍被世人唾弃，被当成嘲讽的对象了，到皇权时代鼓吹禅让那简直可以和大逆不道等同了！早期法家只不过把禅让当成国君收买民心的手段而已，但墨家和儒家左派都是极力推崇禅让的。墨家推崇禅让大家从现存的墨家著作就能看出来，从郭店楚墓出土的《唐虞之道》和上海博物馆藏简《容成氏》等著作看出。禅让风刮起来也势头很猛，诸子百家一忽悠这副药还真能卖出去。秦孝公、魏惠王都曾表示要禅让，公孙衍就策划过魏襄王禅位给张仪的活动，但真正付诸行动的也只有燕王哙禅让事件。

燕王禅国事件动机复杂原因众多，客观点来说是一场失败的惨重的政治体制改革。燕国发生有史以来最大规模内战，而且还引来了他国入侵。齐宣王只不过用吊民伐罪作为出兵理由，但事实上却是为了殖民燕国，鲸吞燕国。当然不能因为人家改革失败了，后世的人就可以使劲往燕王哙和子之脸上扣屎盆子。燕王哙不是一个傻子，子之也不可能只是一个权力欲很强的人。事实表明，当时的国君没想象中那么好当，燕国总被大国惦记着，而燕王哙本人的治国能力有限，侵略者早晚会来的，这样下去肯定是抵挡不住的，因为当时不允许有中立国。燕王哙也许开始是有作秀成分在里面，但我认为更多的还是想让燕国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至少得保住祖宗的社稷啊！燕王禅让可以算作一场不是闹剧的闹剧，所以诸子百家纷纷转变了对禅让的态度，好比我们不能因为康梁维新运动失败了就否认他们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流血牺牲的贡献——一样。

儒家的孟轲和荀卿都对禅让采取保守态度，他们的哲学体系不约而同地把传子和传贤包装成天意民心，以后天意民心也就成了政治万金油，好似什么都说得通。后世统治者总把民心当成一种口号来喊，没有真正做到民本。

诸子百家虽如过眼云烟，却深深地融化在国人血液里，流淌千年万载。